劫后余生——一个维吾尔女士的陈述(续)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回到哈萨克斯坦,回到家;关上自己的家门,长长地舒一口气,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还是乌鲁木齐之行那几天,以及姐姐那惊恐的眼睛和那诀别的哭泣,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耳边;一两个星期,一直处于一种噩梦刚醒来的感觉,惶恐、惊悚,及庆幸那只是一场噩梦的苦涩;我第一次感到哈萨克斯坦才是我的家,我的栖身之地。”

“我试图忘记那一段噩梦似的经历,尽可能使自己忙于工作;然而,我身边的人,大多是做边境贸易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而每天,他们带来的消息要么是谁的朋友失踪了,要么是谁的亲人被抓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可怕,什么南部农村维吾尔人被整村、整村的关进了再教育中心,家里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连孩子都没有人照看了;什么维吾尔知识分子也开始被抓捕、失踪,都是些很有名气的诗人、作家,其中还有一些是我父亲的朋友、同事、学生;再往后,就是谁家的亲人死在了关押中,尸体没有了等等的消息”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更有甚者,和我做同样生意的维吾尔伙伴当中,有几个持中国护照的,说是家里要求一定回一趟家;就把哈萨克斯坦的生意交代给我们几个合伙人,先后都回了中国;他们过了边境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几个大活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没有能回到哈萨克斯坦;打他们的电话,回答都是空号。后来经过辗转途径我们得知他们也没有回家;也就是说,这几名维吾尔人就此失踪了。”

“这更使我忧心忡忡,担心我在乌鲁木齐的亲人,特别是我姐姐;这期间,我多数时候是用我的中国手机发微信向姐姐问好,也顺带问询其他亲朋好友的消息,偶尔也打电话;过去,本来我们姐妹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一直聊到电话没电了为止;但自从那次乌鲁木齐之行回来后,我也开始有点犹豫了,可以说害怕给姐姐打电话,害怕听到什么噩耗,也怕听到姐姐那带着哭腔的低声细语。”

“和姐姐几次通话之后发现,每次都是我在说话,姐姐只是在那儿嗯嗯啊啊,最多是:我们都很好,不用担心;很明显,姐姐害怕,她在等我挂断电话。慢慢的,通话少了;只多在微信上留个言,问个好;或者发个问候表情。”

“过去电话视频一打通,争着、吵着要和我说话的侄子们,偶尔和我开开玩笑的姐夫,也都没有了;视频聊天成了过去;接电话,再也没有人说维吾尔语的萨拉姆了;开始说你好或者用汉语问候了。”

“你知道吗?过去,大概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和姐姐及亲朋好友聊天、视频,而且几乎是随叫随到的电话、视频聊天,我没有过太多的异国他乡感觉,也没有经历过那种折磨人的孤独;但这次回来后,特别是伴随和家人、朋友的电话联系的减少直至最后的沉寂;我时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孤独笼罩,不能自拔,只想哭;有时我会坐在家里,几个小时呆呆的看着父母的遗像,及其他兄弟姐妹、朋友们的照片默默的哭;可以说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想哭,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与孤独中。”

“日历很快转到了2018年。因为阿拉木图离边境不太远,而且在哈萨克斯坦做生意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包括汉人大多也都住在阿拉木图附近的缘故吧;新年一过,小道消息,各种令人害怕、担忧的噩耗越来越多;今天是教育厅厅长被抓的消息,明天是新大、医科大校长被抓的消息,后天是作家、诗人、歌唱家被抓的消息;总之都是维吾尔人,尤其是一些维吾尔名人被抓捕、关押的消息。”

“我开始担心姐姐、姐夫了;姐姐一直就在乌鲁木齐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姐夫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可以说都是些本分人。但从那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恐怖,包括那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共产党红人的一些维吾尔人也开始被抓,还传说有的已经死在了监狱。我怕姐姐、或姐夫会出事,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把姐姐家那些爸爸的书全部帮她扔掉,特别后悔为什么在哈萨克警察朋友强调了少去、或别去亲人家的情况下,还去了姐姐家几次。”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总有一种会出事的感觉。大约是在四月底的一天,我早上醒来,查看手机;发现姐姐没有回复我前一天的问候,心里有点担心,但自己安慰自己,可能太忙没有看到,再等等;一天、两天、到第三天;我感觉不对劲,因为姐姐从来都是我这边一发信息,她那边就立即回复;偶尔,也只是当天晚上晚一点,或在特别情况下,是在第二天的大早晨回复;三天都不回复,从未发生过;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给姐姐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再给姐夫打,还是没有人接;我开始害怕了,我抱着电话一边哭,一边给朋友打电话,但也是没有人接电话。”

“我泪眼模糊的翻着电话本寻找那些能帮忙的人,突然,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的号码出现了在眼前;我如获至宝,赶紧给他打电话。“

“电话通了,我刚开始说话,他就打断我说到:‘打我的办公室号码。’然后就挂断了。我再拨他的办公室号码,打通了;我和他哭着讲了我和姐姐联系不上,担心她是否出事了,祈求他能否帮忙查一下。”

“他稍微沉默了一刻,告诉我:‘别急,我帮你查一下;对了,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给你打过去。’我赶紧说:‘行,我等你的电话。’”

“下午再继续给姐姐打、姐夫打;突然,姐夫的电话打通了;我赶紧问你们还好吗?姐姐怎么不回我信息,你们怎么都不接……?话还没有说完,姐夫急切的打断了:‘我们都很好,你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你姐姐去参加学习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你姐姐去参加学习……,再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匆匆挂断电话……;这一切告诉我,姐姐出事了;这里有关再教育营的消息早已满天飞;什么只有进、没有出;甚至,有的维吾尔人进再教育营后,过一段时间,家人收到的是一份冰冷的死亡通知书,连尸体都没有。越想越可怕,姐姐身体太瘦弱,肯定受不了再教育营的虐待。“

“该怎么办,还是先等一下那位警察朋友的电话,他应该能有一些准确消息。等待最令人难受,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令人万般折磨、难熬的等待。那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房子里从这间屋房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不时看一看墙上父母姊妹的照片,然后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停的流;晚上我是几点睡的,自己也不知道;早上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手机就在身边;赶紧查看手机,还是没有电话;洗脸、洗漱继续那漫长煎熬的等待。”

“又一天过去了。又是下午了,我几乎要失去控制了,要急疯了;电话突然响了,拿起一看,是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打来的。我急忙接通了电话,那边传来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熟悉的声音:‘你不要着急,我打听到了,你姐姐现在在拘留中心被调查,可能要转送再教育中心,我还没有搞清原因;我在找人,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但我的建议是你赶紧找你的汉人朋友帮忙;最好是找你姐姐单位的领导,要是他们能出面作保,你姐姐应该可以不去再教育中心;但一定要快,晚了,一旦转到再教育中心就不好办了。抱歉,我帮不上更多的忙;记住,不要给我打电话,有新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再见。’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电话就断了。“

“放下电话,我一点、一点回味刚才电话里的信息;拘留中心?那不就意味着姐姐被抓了吗!找人,要找汉人朋友帮忙,最好是姐姐单位里的领导。“

“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京当官的一位汉人朋友,他是自维吾尔自治区升官到北京的,不仅有权势的,而且在维吾尔自治区有很多老部下、朋友;几年前,我曾经帮他安排他的孩子就读哈萨克斯坦一个名大学,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相当好。我立即拨打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我告诉了他姐姐被抓的事情;请求他帮忙!他听完,叹了一口气说:‘别急,让我想想办法;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姐姐他们也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想要把维族都推到分裂分子哪里去吗?这样吧,给我一两天时间,我找一下我的老部下及其他朋友,了解一下情况,我会尽力帮你的,你千万别着急!“

“我又给我在乌鲁木齐的商业伙伴打电话,让他们也想一想办法,让他们找一找有谁认识姐姐单位的领导,找关系好一点的,花多少钱都行。就这样,我抱着电话在煎熬中度过了我这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天“

“一两天后,北京的朋友打来了电话,他说:‘事情不太好办,那里的情况极为复杂,而且很多单位都换了人,有点难度;不过,我通过朋友找到了你姐姐单位的领导,稍微了解了一下你姐姐及她家的情况;我看最好还是让你姐夫出面找你姐姐单位领导说一说。你呢,现在就在哈萨克斯坦呆着,记住,千万别去乌鲁木齐,你就是去了也不一定能帮上忙;你就呆在哈萨克斯坦通过你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你姐姐单位领导打点、打点,他们出面作保,把你姐姐保出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在这边也会尽力。”

“我找到一个在阿拉木图做生意的汉人朋友,用他的中国手机在离边境很近的地方给姐夫打电话;在边境打电话,那边显示是伊犁;姐夫一接电话,不等他开口,我就告诉他赶快找姐姐单位领导将姐姐保出来,花多少钱都行,我的律师朋友会给他送去一些钱,尽管花,一定要把姐姐保出来。姐夫嗯嗯了两声就把电话又挂断了。“

“和姐夫通完话,就赶紧给乌鲁木齐我的合伙公司律师朋友打电话,要她给我姐夫送点钱过去;之后,我第一次稍微送了一口气。“

“接着几天,就是不停的打电话找人;可以说只有汉人朋友的电话可以畅通无阻、无所顾忌,谈话也没有那么多顾虑,其他民族的朋友,维吾尔、还是哈萨克,不管是警察还是官员,拿起电话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多说话。“

“在煎熬、忙碌中度过了一周多,阿拉木图、北京、乌鲁木齐,电话、信息不停;最后,大约是我得到姐姐被送去学习消息之后的第三周,5月初,我在乌鲁木齐合伙公司的律师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姐姐出来了!’我高兴的流着泪对朋友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朋友打断我说到:‘古丽你先听,你姐姐是昨天下午回的家,现在在家里休息,听他单位领导说,休息一段时间后,你姐姐要下基层去南疆,时间可能会很长,听说一般是两三年。’‘什么?下基层、两三年?’我懵了。“

“高兴没有持续几分钟,南疆基层……两三年……,我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一趟,亲眼见一见姐姐,在姐姐去南疆之前去和她见个面。主意已定,我开始做准备了。”

“说心里话,要不是姐姐,我是一点都不想再踏上那块儿土地;但为了姐姐,无论如何我都得去一趟;再见姐姐一面,什么屈辱、侮辱我都无所谓了。”

“尽管做好了自入关开始,再一次经历令人屈辱的搜查、审讯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心里害怕、紧张、恐惧;一想到那脱衣检查和凶神恶煞般的中国警察嘴脸,我身体马上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正在犹豫是否给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打个电话,他自己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姐姐回家的消息,我怯怯地告诉他我准备去乌鲁木齐见姐姐,问他能不能帮忙到机场接我一下,他犹豫了一下,说:‘行,我去接你,告诉我你的航班,到达时间。”

“订票之前,我一一和朋友商量好了到达乌鲁木齐后的安排;北京的朋友来电再三委婉地告诉我到乌鲁木齐后,不要和维吾尔亲朋好友见面联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姐姐见完面之后,就赶紧返回哈萨克斯坦。”

“就这样,我犹犹豫豫、胆颤心惊的,再一次于2018年5月中旬来到了乌鲁木齐。海关手续对维吾尔人更为可怕;过去入关时,偶尔还有海关人员和我开开玩笑,现在一个一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似乎每一个手持外国护照进入乌鲁木齐的人都是敌人,每一个手持中国护照返回自己家园的维吾尔、哈萨克人都是敌人,时刻准备抓捕!”

“我大概是因为有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一位我们乌鲁木齐合伙公司的汉人律师及北京朋友的老部下等来接,待遇稍微好了一点;只是被带到一间隔离室被审问了约一个小时来乌鲁木齐的目的,准备呆几天,会见谁,这边有没有亲人等;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公司事务来的,看情况大约要呆几天,只和公司相关人员见面,这边没有亲人。就这样,在那些海关警察虎视眈眈的疑虑目光中,我颤颤兢兢,几乎是在几个接机的汉人朋友的搀扶下走出了乌鲁木齐机场。”

“走出机场,哈萨克警察朋友匆匆告辞走了;走之前,他把我叫到旁边告诉我千万不要和姐姐家人联系,有事找他的话,就用汉人朋友的电话联系;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有担忧,似乎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最后,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照顾好自己,尽快安排和姐姐见面,然后立即返回哈萨克斯坦。’ 不知是因为在帮助我而担心,还是他也有自己的什么心事,他一脸的忧郁。”

“尽管有汉人律师朋友的陪伴,到宾馆的登记入住,还是和前一次一样,逃脱不了那令人心烦意乱、万般屈辱无奈的前台审问,以及随后的附近派出所警察折磨人的重复盘问。”

“安顿下来后,我和律师朋友商量了一下见姐姐的事宜;她告诉我见面安排在一家比较高档的宾馆餐厅雅座;她会来接我去那家宾馆。姐姐单位的一位汉人朋友负责将姐姐接到那家宾馆餐厅。朋友再三叮嘱我,见到姐姐后,好好聊一聊,但时间不宜太长。一想到明天要和姐姐见面,心里甜酸苦辣五味杂陈,但一想到要在餐厅见面,而不是家,令我难过伤心,且难于接受和想象。”

“第二天更是难熬,我几乎是在等待的焦虑和期盼中度过的,一直在想象着姐姐现在的样子,瘦了?精神怎么样?以及我们姐妹相见时的欢乐与痛苦;总算等到了晚上,我迫不及待的和律师朋友提前来到了要和姐姐见面的那家宾馆雅座等待。“

“大约半小时后,一个汉人几乎是搀扶着一位颤颤悠悠的女士走进了雅座;咋一看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走错了门呢?再看,那是我姐姐!我再怎么想象也没有想象到姐姐会突然变得这么瘦弱、老态!那一头秀发怎么也没有了!姐姐!妹妹!我冲过去抱住了姐姐,她似乎要摔倒,微微颤颤的,摇摇晃晃站不住!姐姐哭不出声来,声音嘶哑;她的身体在我怀里剧烈的颤抖着,手却紧紧地、紧紧地抱着我,似乎一松手我会跑了。“

“不知什么时候,律师朋友把雅座的的电视打开了,声音不小;她走到我们跟前,对我轻轻的说道:“古丽,让你姐姐坐下,你们聊一会儿;我和朋友出去到前台点菜,我会把门关上,不会有人来打搅你们,姐妹俩好好聊一会儿。记住,千万别关电视!”

“我让姐姐坐下,她还是两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还在哭。我极力控制住自己,擦干泪水,勉强挤出一点笑容,两手捧着姐姐的脸,看着她说到:‘别哭姐姐,你还好吗?姐夫他们好吗?姐姐你的头发呢?’姐姐泪眼汪汪的看着我,哭得更厉害了。说实话,看到姐姐的样子,立马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几年前看过的《钢琴家》电影里的华沙集中营犹太人形象。我轻轻的擦拭着几个月不见,变得骨瘦如柴的姐姐的泪眼,说着一些安慰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两位汉人朋友回来了,姐姐单位的那位说:‘古丽,你姐姐过几天要去南疆下基层,大约是三年,这也是给你姐姐一个机会;你姐姐的头发是在拘留所剃掉的,那是拘留所的规矩,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们俩再聊几分钟,我还得把你姐姐送回去。‘我看看我的律师朋友,几乎是祈求的说到:’请你们帮个忙,我们再见一次面,明后天行吗?今天姐姐的情绪特别不稳,她一直在哭,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想和她说几句话。‘律师朋友:’古丽,今天就这样吧,我和朋友商量商量,我们尽可能再安排你们见一面。‘律师朋友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姐姐单位那位女士,她也点了点头。”

“姐姐不想离开,我也不想让她走,她紧紧地抱着我;但考虑到姐姐的安全,我强忍着泪水,控制着自己,让她单位的那位女士几乎是把她从我怀里强行拽走了。看着姐姐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的离去,等雅座的门一关上,我立即瘫坐在椅子上,不由自主的放声大哭,这是什么世道啊?我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回到了眼见骨肉分离、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个冷酷年代?”

“律师朋友把电视声音放大,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到:‘古丽,别哭,这一切都会过去,慢慢都会好的;这不,今天姐姐也见到了不是吗?我还会尽力帮你安排再见一次面,我保证。’”

“大约是过了两天吧,在朋友的安排下,我和姐姐又在那个餐厅雅座见了一面。这次姐姐情绪比上次要好一点;但姐姐还是那么虚弱,也还是在单位那位女士的搀扶下来的;姐姐精神上似乎已经被彻底击垮了,对生活一切都没有了信心;她不停地小声叮嘱我:千万再不要来乌鲁木齐,保重自己。”

“我说等你从南疆回来,我还会再来看你;姐姐抬头看看我、轻轻靠近我耳边说:‘妹妹,你以为他们真的会让我们回来吗?他们这是在清除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我们这一去,能活着再见到你就是万幸了!妹妹,我爱你!谢谢你把我从拘留所里救出来;如果再晚一点,恐怕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姐姐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我倾诉,继续轻轻的对我说:‘那里面太可怕了,妹妹;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每天三顿,每顿只有一个馍馍和一碗水,根本吃不饱;打骂侮辱每天有,似乎是有意要折磨我们,还有长时间的夜间审讯,一句话说错就打骂、坐老虎凳;大早晨排队升旗、唱歌,然后就是学习,还要背诵习近平讲话。你知道吗?那里面关押者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好多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一天,在我被拉去审讯室,我在走道里见到了父亲的一位诗人学生,他满脸血迹,几乎是被拖着拉走了。他们看样子是要彻底清除我们。’”

“一会儿,时间又到了;我和姐姐再一次告别的时刻到了;这次,说实话,一种预感告诉我,这是我们的永别!我再一次紧紧地抱着姐姐,亲吻着她的脸、头发,眼泪也不由自主的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轻轻说着,姐姐、姐姐!姐姐把我抱得更紧了,她不停地在我耳边说:保重妹妹、保重!我看着姐姐被单位那位女士又一次强拉着离开了!姐姐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凄凄惨惨的离开的。”

“那一晚,我也是一路哭着回到宾馆,哭着入睡。第二天,律师朋友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第一次带着一种绝望的凄楚飞离乌鲁木齐——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孤独的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但我忘不了和姐姐告别的那个凄楚场面!姐姐那轻轻的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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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一位维吾尔人女士的陈述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两个月前,我的推特多了一个朋友;看名字,是个哈萨克姐妹;很快,这位朋友给我发了私信;然后,通过私信我们交流、认识了,得知她目前人在土耳其。

然后就是偶尔的私信往来,在往来中,她有意无意的提到了她2018年5-6月份回了一趟乌鲁木齐的事,但只是一带而过,没有详细内容;但我有种感觉,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却没有说出来,或说不出来。

为了得到更多、更新鲜有关东突厥斯坦的消息,我冒昧地给她发去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如不介意,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交流,那样方便,也快捷;很快,她在WhatsApp上加了我;我再没有催她,想给她点时间。

大约过了一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她发来短信问我能否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回复可以。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能否知道我给你打电话?”这问题太突然,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告诉她应该没有问题。

电话沉默了一阵后,那边传来女士特有的低沉,稍带沙哑的声音:”我想哭,其实,我每天都在哭,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中;我回乌鲁木齐的经历,我不敢回忆,不敢想;但也挥之不去,像个阴影笼罩着我。”我鼓励她到:“我可以理解,你大概是经历一段可怕的遭遇吧;没事,我听着,你说出来;可能,说出来会好一点。”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缓慢的,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开始了她经历的陈述,“你知道吗,我父亲是个很有名气的维吾尔诗人、作家,在东突厥斯坦文学界也很有名气;我自小上的是汉语学校,和你一样是个民考汉。我早早就下海做生意了,很早就离家闯荡中国各地、中亚各国及土耳其等。我在各国都有朋友,也有很多土耳其、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汉等朋友,因走南闯北做生意,还认识了很多中国各界汉人官商大佬;我一直以为自己出身名门,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语,认识各国官商大佬,官场能力无限,应该能应付一切。”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继续道:“直到上一次,大概也是我最后一次回乌鲁木齐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可以说,我被彻底击垮了;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也那么对待我,我的那些官商朋友也无力回天,根本就帮不上忙;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为什么?”然后是啜泣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苍白无力的安慰说:“别难过,别哭;慢慢说,说出来就好了。”

“我还是从上上次的回乌鲁木齐说起吧。2017年的年底我因为公司事物回乌鲁木齐,一到机场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你大概想不到,我很早就把我的民族改成了哈萨克,我拿的也是哈萨克斯坦护照;你知道吗,当时,我只是图方便,把民族改了,拿了哈萨克斯坦护照;但我一点没有想到,哈萨克斯坦护照救了我;在海关,我被带到了一间房子里,那里早已聚集了好几十位维吾尔男女老少,一会儿来了几个警察,把那些男的都非常粗暴的推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7-8位维吾尔女士;一会儿,又来了几个男女警察,更为粗暴、不由分说的要那几位女士脱衣服,要脱光,他们要检查;我看到那些维吾尔女士都非常顺从得脱下了衣服、只剩内裤和胸罩,她们不知是因为羞辱、还是因为冷,看得出来身体在瑟瑟发抖,但都毫无表情默默地低着头站着;你知道吗?那一场景让我如梦初醒,永远难忘;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侮辱了,我觉得我也已经被脱光,我也赤身裸体站在她们中间;其实,当时,我真的是希望自己也和那些被脱光的维吾尔女士在一起,那可能会稍微减轻点我的羞辱感。”

“突然,一位警察喊着我的名字说到:你,你过来;我也开始身体发抖,慢慢地、几乎是拖着脚步极其艰难的走到他的前面;他指着外面说到:你出去,派出所警察来接你了。我没有敢回头看那些站着的维吾尔女士,低着头走出了房间。”

“外面站着的是我认识的,我家小区派出所的一个哈萨克警察;我似乎看到了亲人,想要冲到他怀里大哭一场;他似乎感觉到了,像是躲瘟疫一样,一脸很严肃、很横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派出所谈话。然后,看也没有看我,就押着我走出了机场。”

“上到派出所警车里,哈萨克警察对我说: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你要来,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幸亏我来的快,要不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这样,我现在带你去派出所登记,过一下程序,但你不能回家住,你必须住在自治区制定外国人住的宾馆;你也不能开你自己的车,也不能使用你过去在这里登记的手机;也不要给这里的亲人打电话;千万记住我告诉你的这些话,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你的亲人找麻烦;一旦你被国安、国保或连我们都搞不清的其他人抓进去了,如果我们及时得不到消息,不能及时找到你的话,后果就很严重。”

“我脑海里还是那几个维吾尔女士赤裸的身体和她们无奈的顺从、沉默,及其给我带来的羞辱、委屈,我只是不停地机械地点头。”

“派出所里的谈话实际上也并不如我所期盼的那么轻松,尽管是认识的警察,似乎也带着朋友的关怀;但明显的那并不是谈话,是审讯;大概警察也要自保吧。”

“自机场那一幕起,我已经没有了过去每次回家时的兴奋和到家的感觉;枯燥而又沉重的审讯在不停的重复中持续了将近四个多小时;走出派出所,我早已经是又饿又累、心情沉重;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似乎来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一个恐怖的黑森林,不知道吃人的野兽会从哪个角落冲出来吞噬我。”

“更认不出这是自己曾经的家园,是父母养育我的故乡;这里已经变得既陌生又冷酷,充满了羞辱与荒谬、无耻。我好不容于挡了个出租车,找到了指定外国人住的宾馆;但这里又是一场不亚于派出所的审问,又是近一个多小时的前厅工作人员问话。”

“拿到钥匙,开房门,屁股还未坐热,纷乱的思绪还未收拢来,又有人敲门了;打开门又是警察,是附近派出所的;又是一个多小时同样一些问题的重复审讯、登记。”

“警察走了之后,尽管肚子很饿,但也不想出去,害怕、恐惧笼罩着;我也没有敢给任何亲戚打电话联系,包括和我最亲的姐姐;我只给几个汉人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到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在宾馆等他们来接。”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汉人女士,我的商业合作伙伴,也算是我的朋友,她来接我;但一路上,只要有检查站,我们俩总是被分开;汉人朋友可以不检查、或装模做样的检查一下她;轮到我就是特别待遇,搜身、问话等等;每次检查完,备受羞辱的我,当万般无奈的看那位汉人朋友时,她也只是略微尴尬的笑一笑。”

“当天,搞完了公司业务的洽谈后,我请求我的汉人朋友开车把我送到姐姐家;这之前,我借用汉人朋友的手机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下午完事后去她家看她和其他亲人;但第一次,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姐姐说话有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告诉她晚上见面再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下午,我来到了姐姐家,家里只有姐姐、姐夫和她们的两个孩子,其他亲戚一个都没有来;我有点奇怪,还未等我发问,姐姐示意我跟她走到厨房;只见姐姐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流着,然后,贴近我耳朵小声说道:‘妹妹,我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来看你,这里形势不好,你最好尽快离开,再不要回来了;这里一切都变了,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也都非常的害怕,妹妹;国外有亲人的是重点,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你是我亲妹妹,但难说不会有人打小报告,我怕我们会被抓进去,请你原谅我;还有,爸爸留下的那些维吾尔语的书籍,你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你看能否乘人不注意,帮我扔到街头公共垃圾箱里?’“

“我姐姐从小就胆小,谨小慎微,但我觉得她也有点太胆小了;那都是父亲一生收藏的书本啊,父亲曾一再叮嘱我们,什么都可以扔,但书本不能扔;那是知识,是历史,是传统,是维吾尔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大概是看到我有点生气吧, 姐姐小声说道:‘你不知道妹妹,现在是一天一个政策,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本维吾尔语的书会被定为禁书;家里有禁书被抓走的不少呢,我们都害怕呀,妹妹,害怕,你知道吗?请你理解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可怜的姐姐那恐惧、祈求的双眼;我只好点点头说:‘好吧,我帮你处理爸爸的书。’ ”

“姐姐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出来,欲言又止;我说:‘姐姐,你有话就直说,别犹犹豫豫的,我们是亲姐妹,什么话不能直说呢。’ 姐姐稍微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妹妹,晚上吃完饭,你还是回到宾馆住吧,家里有点吵,可能会影响你休息。’我突然领悟到了姐姐的意思,她是害怕我住到她家;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了,再害怕我也是她妹妹呀,姐姐怎么能这样呢;但我还是极力装作没事,尽可能以坦然的口气说:‘没事姐姐,我正好晚上和生意伙伴有活动,也正想着怎么告诉你早点离开呢,我一会儿就走。’”

“大家都陷入了一种无声的尴尬,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姐姐几乎是在沉默中开始做抓饭,我和姐夫勉强东拉西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就没话说了;姐姐的两个孩子似乎也突然长大成熟了,也都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和我只是简单问候一阵之后,就说要写作业,各自进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开始默默地走到书架前查看爸爸留下的书;看着那些散发着重重油墨味儿的书,那一本都重要,但我无法全部带走,必须选择;我再三挑选,选了十来本自认重要的、有着父亲签名的书,我把书小心翼翼地装到姐夫递过来的一个小包里;这时,姐姐喊吃饭了;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几乎是默默地吃完了饭。”

“饭后,我打破沉默对姐姐说:‘姐,我该走了,得回宾馆,我的合作伙伴肯定等急了。’姐姐、姐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也未挽留;我一站起来,姐姐就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似乎怕我跑了似的,一直握着把我送到了门口;当我回头看她时,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泪水,看到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哭出声来,我说到:‘再见姐姐,保重!’姐姐一下子把我拉到了怀里,再一次紧紧地抱着我,把头放在我肩上,极力压低声音、极其伤心地哭起来;我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我从未见姐姐这么伤心的哭过;这哭声让我揪心、难过,也想哭;但我还是控制住自己,抱紧姐姐对她耳语说:‘姐姐,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比这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不要哭;我还会再来看你。’姐姐立即回答说:‘别,妹妹,别回来,千万别再回来!’”

“离开乌鲁木齐之前,我和一位可以信任的汉人生意伙伴一起,有她开车,匆匆忙忙去了两趟姐姐家;按约好的,主要是将一些爸爸留下的维吾尔语书籍拿走;一些书,我亲手扔到了街头公共垃圾箱;你知道吗,每次扔书,我都有一种揪心的感觉;我的心在流泪,与其说是流泪,还不如说是流血,似乎我是在扔掉爸爸留给我们的最后留恋,最后思念;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烧书的事,但这回我经历了过去,但就我来说,比过去还可怕!你要亲手扔掉你父母留下的、他们曾经珍爱过的书本啊!”

“每次见到姐姐,她都是那副惊恐的模样,每次离开前,象是永远的告别;让我揪心,让我痛。”

“就这样,本来打算要待一段时间的我,在害怕与恐惧中结束了商业上的洽谈,告别姐姐和亲人,告别自小长大的乌鲁木齐,带着羞辱和忧虑,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匆匆地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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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的 祖拜拉•夏木希丁 (Zubayra Shamseden)完成了妇女、信仰、领导力中心的研究项目

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国联络办公室主任, 也称中文联络员。
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国联络办公室主任, 也称中文联络员。

By Omer Kanat (乌麦尔·卡纳特), 维吾尔人权项目项目主任

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国联络办公室主任, 也称中文联络员。她最近完成了由全球参与研究所的妇女、信仰、领导力中心提供的为时两年的研究项目。在此期间她完成了题为《拯救维吾尔妇女》的宣传册,代表因为信仰、专业工作、支持人权等各项原因而受到打压的维吾尔妇女领袖们向全世界呼吁采取行动。她还撰写了题为“美国穆斯林妇女的有力声音如何给了我希望和力量:一个维吾尔人权活动家的思考”一文。

该研究项目使Zubayra加深了与其他妇女领袖们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项目中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姐妹们,包括尼日利亚的Patricia Oranefo,墨西哥的Olga Sanchez, 菲律宾的Cecilia Espenilla,叙利亚的Ghada Ghazal ,布隆迪的Yvonne Kamugisha,加勒比/加拿大的 Reyhana Patel,美国的Robbie Pentecos;还有全球参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Kristen Lundquist、Afeefa Syeed、Margaret Weber;也还有她的指导顾问露易莎·格蕾乌(Louisa Greve)Zubayra会继续演讲她的研究成果,也欢迎邀请。

Zubayra的《拯救维吾尔妇女》的倡议书可以参见下面的链接:http://www.centerforwomenfaithandleadership.org/fellowship-capstone-proje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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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回顾的2018,不敢展望的2019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将是2019年。

活了五十多年,自上小学开始,直到去年的年底为止;自愿或不自愿,我都会在即将过去一年的最后一天,组织、参加辞旧迎新的新年聚会,和同学、朋友、和维吾尔社区老小一起倒数着10、9、8、7……迎接新年的到来;也都会对过去的一年,或多或少,有所留恋,有所回忆,有所感叹,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会有所期盼、有所展望、有所梦想。

然而,今天,2018年的12月31日;第一次,我对过去的一年,既无回忆、回顾、感叹的心思,对新的一年,也失去了期盼、展望和梦想的心境,更遑论组织、参加新年聚会了。

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家乡——东突厥斯坦,应该已经是进入了新的一年2019年,至少是官方的,日历上的。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孤独中,是否注意到了新年的到来,前提是如果她还活着,或者非常幸运的、还在家的话;我也不知道,我的三个妹妹以及他们的丈夫、儿女,是否也注意到了新年的到来,如果他们还非常幸运的还在家,没有被抓走,不在集中营或监狱,还能每天正常的回到家的话;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舅舅及他们的家人是否也注意到了新年的到来,如果他们也还幸运的没有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

我难于想象那些已经在集中营里的、超过2百多万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人,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新年的到来。

他们当中有我的亲戚、有我过去的邻里、朋友和同学,有我从未谋面、但久闻大名的维吾尔各界精英。

其中,有我久已慕名的东突厥斯坦(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乌提,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阿不都热扎克·沙伊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社长阿布都热合曼·艾拜,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出版社社长塔依尔·纳斯尔,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麦麦提艾力·阿布都热依木,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艾拉提·阿布都热合曼,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编辑部主任依力哈木·外力,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维吾尔编辑部主任艾赛提·艾则孜,《新疆文化》杂志总编库尔班·马木提,《塔里木》杂志总编亚森·孜拉力,良心法官、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副院长哈利浦·库尔班……

有我有久仰大名的各大中小学校长:新疆大学校长塔西普拉提·特依拜、副校长地木拉提·乌普尔,新疆医科大学校长哈姆拉提·乌普尔,新疆师范大学前校长、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阿扎提·苏力坦,喀什噶尔大学校长艾尔肯·乌麦尔,和田师范专科校长巴拉提,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卡米力·热依木,乌鲁木齐实验中学前校长吐尔地·图尼亚孜,喀什噶尔疏附县第一中学副校长阿迪力·吐尔逊,乌鲁木齐第十小学校长阿巴斯·布尔汗,昌吉市第三中学副校长艾克热木·斯拉木……

有我敬仰的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阿不都乃哈德·麦合苏姆……;有我敬佩的、孜孜不倦以求还原历史真相的维吾尔史学家:阿布力米提、祖力皮卡尔·巴拉提……;有献身维吾尔-突厥古籍、以求传承延续维吾尔语言传统的的维吾尔-突厥语专家:塔依尔·依米提、阿不都克尤木·米吉提……;献身科学技术以求向世界展示维吾尔人也是一个现代民族的各行各业专家学者:阿布拉江·阿不都瓦柯(数学家)、阿里木·艾海提(电脑)……;维吾尔自治区各大学的学科带头教授、副教授、讲师:热依拉·达吾提(女,民俗学教授)、古丽娜尔·乌布利(女,教授)、努尔比亚·雅迪卡尔(女,教授)……

有我长期追寻跟踪的维吾尔诗人、作家、书评家:帕尔哈提·吐尔逊、阿巴斯·穆尼亚孜、塔依尔·塔里普、亚丽坤·茹孜、其曼姑丽·阿吾提(女诗人)……;有我深爱的民歌歌唱家塞努拜尔·吐尔逊(女民歌手)、爱提拉·艾拉(女歌唱家)、帕丽达·马木提(女歌手)、阿布都热依木·海提……,有我喜爱的说唱演员、喜剧小品演员、主持人:阿布拉江·阿吾提·艾尤普、阿迪力·米吉提、柯优木·麦麦提、努尔夏·提米吉提……;有我敬仰敬佩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维吾尔企事业家克里木·马木提、麦提亚森·麦托赫提、迪力夏提·帕尔哈提……;还有那些倾其家财办学校、孤儿院的维吾尔慈善家奴尔泰·阿吉、阿不都哈巴尔·阿卜杜茹苏力……;以及拥有众多粉丝的、在世界体坛展现维吾尔人身影的足球运动员伊尔凡·哈兹木江、阿不都热西提·帕里万、纳比江……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还有那当初道貌岸然、义正辞严的指斥过伊力哈木·土合提教授和我们自由事业的、前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西尔扎提·巴乌东……

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可以是好几十页……

他们有的在集中营,有的在监狱,有的已被判刑,有的已被判死缓等重刑,还有的被强制失踪、人间蒸发,更有已经含冤在集中营、监狱离世;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时间、有精力注意到新年的到来。

当然,那些早已含冤离世的,被刽子手们送离了世间的悲欢离合,对他们,也就不存在新年、旧年了,但却苦了家人,生活在不知“今夕是何年”的痛苦思念中。

那些在集中营、在狱中的老人、小孩,男人、女人;作父亲的担忧、焦虑妻儿父老,作母亲的思念、忧心儿女家庭,作儿女的怀念、想念父老家小,同时也忧虑自己的命运、明天和未知的未来;他们肯定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关注新年、旧年的更替。

更为可怜的是那些被秘密转移到遥远中国各省监狱的维吾尔男女老少,他们既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今夕是何年,更不知道这一生是否还能回到那个曾经的家,这一生是否还能见到自己挚爱的亲人。

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不幸,整体的失去了命运自主权,完全处于被独裁殖民者任意屠戮的悲惨境地,无法做主自己的命运。

一个失去了命运自主权的民族,一个成为了殖民者任意宰割的民族,还能对过去有什么回顾和留恋的呢?回顾失去儿女父母的血泪?没有尸体、只有冰冷冷的死亡通知书?被强制失踪维吾尔人的杳无音信?婚礼上掩饰不住痛苦维吾尔姑娘的哭脸?铁丝网内统一服装一排排坐着的维吾尔男男女女?铁皮车厢里戴黑头罩不知自己被押向何方的维吾尔人?孤儿院里维吾尔孩子恐惧、期盼的双眼?淹死的维吾尔孩子?冻死的2岁孩子热合木土拉·锡尔巴克?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还能回顾什么?还有什么可留恋的?说真心话,我个人,对这残酷、冷漠的世界都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会自杀!),还能对一个人为制造的新年有什么期待呢?还能展望什么呢?还能梦想什么呢?

我一直强装笑脸,一直强装坚强,希望给予同胞们希望,即便那希望非常渺茫、遥远;但是,这一年来,眼看着这文明世界只有正义之声,却迟迟没有正义之行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为民族奋斗了一生的维吾尔人,有时也很沮丧。

但是,沮丧归沮丧,无心思,新年可以不庆祝,辞去的一年可以不回顾、不留恋,但不能苟活;我绝不希望自己一直生活在沮丧和失望中,让绝望俘虏我!

作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维吾尔人,尽管每天生活在噩耗与痛苦、愤怒与绝望、沮丧与希望、理想与梦想中;但只要我们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只要我们还能说话,还能做事,就绝不能以苟活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家乡的父老还寄希望于我们,国际的舆论需要我们引导,真相需要我们揭露;我们一定要将悲痛化作力量,将愤怒化作动力,希望作路标,理想作指南,继续向前;要么和家乡、民族一起获得自由,要么和家乡民族一起昂首挺胸走向死亡!绝不屈服于邪恶!

权以这篇绝望中的思绪做个新年致辞,献给绝望中和希望中的维吾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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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力量把2018年“公民力量奖”颁发给米娜.特尔逊

公民力量奖颁奖词—致米娜.特尔逊 (中文翻译:陈云鹏)

Mihrigul Tursun 网路图片 @公民力量

Mihrigul Tursun 网路图片 @公民力量

获奖嘉宾米娜.特尔逊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所表现出的勇气,是令人叹服和无比鼓舞人心的。

米娜出生在新疆库尔勒市,是一个平凡的维吾尔族女子,但她向全世界揭露中共政权迫害百万维吾尔人暴行的英雄之举,展现了她不同寻常的勇气。

2015年3月,米娜生下了漂亮的三胞胎。5月份,当她带着两个月大的三胞胎回新疆时,中国警方却扣押了她,并强行将她与她的孩子分离。直到三个月后,她才在医院见到病重的孩子们。不久,大儿子不幸死去了。

2015年5月至2018年4月,米娜曾三次被抓,被关押在集中营累计10个月。每一次被抓,警察都给她戴上手铐,并用黑色的袋子套在她头上。每一次关押,她都饱受折磨和精神的摧残。

关押犯人的牢房已经牢房挤得不能再挤,犯人们不得不轮流睡觉。牢房肮脏不堪,厕所就在里面,60多人就共用这唯一的厕所。有些犯人已经一年多没洗过澡了。犯人们被罚饿肚子,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或米汤。

米娜遭遇过被毒打到手流血,长时间被剥夺睡眠,以及痛苦到让她求警察杀了她的电棍酷刑。

因为米娜的孩子都是埃及国籍,最后在埃及驻中国大使馆的干预下,她才被允许离开中国回埃及。登机前,中国当局警告她不要忘记她是谁,她的父母还在中国的控制下。

米娜凭着内在无比强大的信念,才得以在中国现代集中营活下来。作为一个29岁遭遇丧子之痛的母亲,和集中营酷刑的幸存者,她没有选择在沉默中隐忍,而是站出来向世界说出真相,讲述上百万人正在中国经历的苦难和残害。当中共还在继续用谎言来掩盖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时,米娜勇敢的证言就如同打破黑暗的一道光。

鉴于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挺身而出指证反人类的罪行,我们把2018年“公民力量奖”颁发给米娜.特尔逊。

2018年12月10日 华盛顿

 

鉴于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挺身而出指证反人类的罪行,公民力量把2018年“公民力量奖”颁发给米娜.特尔逊 (Mihrigul Tursun)。@公民力量

鉴于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挺身而出指证反人类的罪行,公民力量把2018年“公民力量奖”颁发给米娜.特尔逊 (Mihrigul Tursun)。@公民力量

米娜.特尔逊领奖致辞 (中文翻译:陈云鹏)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公民力量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把这么有意义的奖项颁发给我。

我是米娜.特尔逊。我有幸奇迹般地逃出了中国的集中营,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再教育中心”。我在那里被关了十个月,挨饿和被毒打,在臭名卓著的“老虎凳”上被施以电刑。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饱受摧残。我是一个(在中共的迫害之下)失去儿子的母亲,被迫与丈夫分离的妻子,和一个也许再也见不到父母亲的女儿……

这个奖项对我意义重大,因为它给了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性和正义存在的信念。我相信它也给了我的族人希望,上百万此时此刻正在遭受摧残的维吾尔人会因此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性、正义和爱。

我现在身处自由的世界,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自由地发表讲话。但是,我的族人,上百万无辜的维吾尔女人、男人和孩子,却正在中国的集中营面对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待遇,仅仅因为他们与中共有着不同的语言、宗教、民族和文化。

我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可以与仇恨、残忍和暴行抗衡,它超越了族群,宗教和地域的界限,那就是人性。它包含了爱、同情和宽容。感谢你们的爱,感谢你们的同情。

你们坚定了我自豪地,勇敢地为我的族人发声的决心。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奖项,它是一份责任。中共政府正在发起对无辜的维吾尔族人的种族清洗。我自己在三个月里就亲眼见证了9个人被迫害致死。我现在作为残酷的中共集中营在美国的唯一证人,站着你们面前。

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每一位在自由世界里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人,都有道义的责任,代表那些被迫保持沉默,被迫害,被折磨的人们发声和行动,以此,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让他们重新找回对人性,正义和爱的信念。

谢谢!

米娜.特尔逊 (Mihrigul Tursun)

公民力量首发: 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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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摧毁的家庭 (真实故事)

穆罕默德 .阿塔吾拉 (Muhammad Atawulla)

我的父母和弟弟

我的父母和弟弟。由作者穆罕默德 .阿塔吾拉提供

我的名字叫穆罕默德,维吾尔族。东突厥斯坦(所谓新疆)和田人。 现就读于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市Sütçü İmam 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我们家一共有八口人,六个孩子中我排老二,还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弟弟。

2016年5月,我以合法途径来到土耳其。经过半年的数学与土耳其语的学习,于2017年2月考入了现就读的大学。直到今年四月我与家人一直有断断续续的联系。当然,为此我的家人受到了中国政府部门和警察的不断骚扰且被列入“重点家庭”(重点即重点监督)。在此期间警方经常讯问我的家人,多次逼迫他们叫我回国。但我拒绝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他们以我的家人当人质逼我与政府官员和警方联系。警方还要求我提供有关校方的证明,我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2017年3月,我最小的弟弟茹子穆罕默德被关进了集中营。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自职业高中毕业之后与他人合伙做生意。他的被捕对我们家,尤其是对母亲的打击非常大。我母亲身体不怎么好,再加上弟弟被抓所带来的打击可谓是雪上加霜。

“妈妈,不要担心,他会没事的。”—   除此之外,我真的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安慰母亲。生离死别是一种折磨,眼看着自己最亲的人受着折磨我却无能为力,更是一种煎熬。

正所谓祸不单行,同年八月我的另一个弟弟穆罕默德阿里也被关进了“再教育中心”。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他的身体从小就不怎么好,一直在吃药。而被关进集中营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变的更糟。据母亲说,每次家里人去探视的时候,他都哭着求家里人救他出去。有一次因为病重,他被带到县医院救治,母亲被叫去付费。当母亲赶去却被阻止和弟弟相见。

“钱让我付,儿子不让我见,这是哪门子道理?”

“知足吧大姐,你很幸运,儿子在再教育中心。 如果像其他人一样被关进监狱,你也没得说。”

这是母亲和警察之间的对话。最后在母亲坚持下,警方同意了让他们见上10分钟。

“你弟弟求我想办法救他出去,他哭了。警察待他像犯人一样,病房由警察守着。最后,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你弟弟押走了。”—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

为了救出患病的儿子,母亲找了所有能找的人,但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些诸如 “我们试一试吧,你放心,他很快就会出来。”或“我们也没办法,上面不发话,我们不敢擅自放人。”之类的搪塞、推诿之语。

“该找的人我都找过了,我尽力了。”— 母亲向我哭诉。母亲对儿子被带走的这一幕久久不能释怀,终于病倒了。几番被送进急诊室。家人被告知母亲身体极度虚弱,若不好生调养会有生命危险。打那以后,每次通话我都竭力多跟母亲谈心。我即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又试着让他相信“再教育中心”是“学校”,“弟弟们”是“学生”,想以此来安慰母亲。但我知道这对身临其境的母亲不会太管用。同时,坚强的母亲也试着不让我担心。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她还在为我操心。

2018年8月,我姐夫也被抓去被判了六年监禁。起初家里人想瞒我,但没有瞒住。据说姐夫几年前在村里的清真寺听人讲经,而那讲经人后来被查出是“非法分子”。为此,姐夫和村里的其他60多位村民因参加“非法讲经活动”而通通被判刑,刑期均为六年。就这样姐姐和孩子们成了孤儿寡母。再后来邻村的表弟也被叛了五年刑。

每次通话时即怕谈论敏感话题,但又禁不住想探听一些有关亲朋与乡里的消息。而每次听到的都只能让我感到悲痛。小弟被抓整整一年之后,即2018年3月母亲也被抓了。家里人一开始想瞒我,但还是没有瞒得住。“妈妈被抓走了”— 接着姐姐就泣不成声。据家里人说,母亲是因为3-4年前在一次丧事上诵经而被捕的。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村里的二十多位老太太,她们是“同案犯”。自那以后我给家里打过一两次电话。家里人都受到了极度的惊吓。当我问起母亲的情况,他们都显得惊慌。“你用不着经常打电话,不是说绝对不要打,只是不要太频繁了。”有一次家里人对我说 你要为家人着想。。。。自那时起整整一个月我没再打电话。后来再打过去时电话已接不通了从此我与家里的联系就断了。

我一直在谈论我的母亲是因为我和父亲的联系基本上在我离家的那天就断了。那天,父亲紧紧地抱住我久久不肯放手。对当时的情形我仍记忆犹新。每次和母亲交谈他都在一旁看着,通过母亲向我问好,我也会通过母亲向他问好。(因为夫亲耳背,我不能直接和他交谈。)可怜的父亲年迈体弱,我真不知道没有了相伴一生的老伴在身边他老人家近况如何。家里的活儿自然是由姐姐、嫂子和两个弟弟承担起来了。不过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据我所知,他们每晚都要参加居委会开办的“开放式学习班”,每天还要去参加升旗仪式,还有没完没了的劳役。

简而言之,自2018年5月以来我和家里的联系完全断了。对于他们的现状我一无所知。打听到母亲被抓之日起我寝食难安,魂不守舍。近两年来的精神压力本来就大,母亲被抓后我的精神几近崩溃。年初做的计划未有寸步进展,学习效率大跌,毕业论文也没有按照原有计划完成。总之,我的生活不再正常了。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遭遇,相信每一个维吾尔家庭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我希望所有有正义感的人能够谴责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反人类罪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罪行、关闭集中营、释放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无辜的人们。

我们在文化上和宗教信仰上和汉人不同,我们是那块土地真正的主人。仅仅为此,中共暴政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着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的罪行。将文化差异视为威胁者、拒绝多种文化共存者本身才是对人类真正的威胁。

这个世界因为有爱才变得更美。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也有权利享有这份爱。我相信那些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定会同情我,也一定会谴责暴政。我坚信世上还是好人多。只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对身边发生的罪恶保持沉默。如若不然哪里还会有罪恶的立足之地?如果世人今天对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罪行默不作声,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今天将成为他们的明天。

最后,我呼吁所有人道的、正直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和我一同跟种族主义、跟种族灭绝行为作斗争,跟这种罪恶的实行者中共暴政作斗争,它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018年10月15日

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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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爷爷、奶奶吗?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下午下班后,将4岁女儿自幼儿园接回家,一进屋子,女儿突然仰头看着我,非常天真地问我:“大大(Dada维吾尔语的”父亲“, 不是习近平的大大)我有爷爷、奶奶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有点懵;犹豫了一下,我回答说:“有,宝贝女儿;你有两个爷爷,两个奶奶;你的两个爷爷,两年前,都先后走了,去了天国;一个奶奶也很早就去了天国;你仍然有一个奶奶还在,她住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我和你妈妈过去的家。”

女儿继续天真地问我:“大大,那,奶奶她现在住在哪儿?为什么她不来我们家,为什么不和我玩儿?我班上的其他孩子都有爷爷、奶奶接他们,我可以和奶奶通话吗?你能给奶奶打个电话吗?我想和奶奶说话!”

这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想了一会儿,我吞吞吐吐地回答女儿:“啊……,奶奶那里现在是黑夜,等她那里天亮了,我们再给她打电话,行吗?”

女儿说:“行,大大,但不能忘记啊,等奶奶那里天亮了,我们打电话,我要和奶奶说话!我有侄儿侄女吗?我也想和他们说话。”

我哼哼哈哈地应付到:“好的,宝贝女儿;你有很多侄儿侄女,等他们那里天亮了,我们再给他们打电话,你和他们好好聊天,好吗?你先看一会儿电视,好吗?”

打开电视,总算把女儿哄住了;但我自己却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思念中;和家里失去联系已经有一年多了,也不知母亲怎么样?妹妹们怎么样?她们的儿女怎么样?家里的电话打过去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人接了,亲戚朋友也早已经断了联系。

现在,不仅是女儿,我们自己也都成了孤家寡人。在这异国他乡,除了夫妻俩,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过去隔三差五还能给家里打个电话,聊一聊家乡亲人;周末有时一聊一个多小时,想见面了,还视频一下,胖了、瘦了的,偶尔还逗一逗侄儿侄女;电话把距离拉近了,并没有感觉到异国他乡的遥远和孤独,亲人朋友似乎就在身边,需要时一打电话就能找到。

还是几年前,记得妻子有几次想做家乡饭了,不知道怎么做,就立马打电话找她姐姐、姑姑、姨妈视频,问她怎么做?她们在电话那边耐心细致的讲怎么做,妻子在这边照着做,嘻嘻哈哈之间饭熟就了,味道和家乡的一摸一样。

现在,我们经常是夫妻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座就时几个小时,相对无语;妻子经常会忍不住哭诉对哥哥、姐姐、姑姑、姨妈的思念,不停的问我:“这要持续多长时间呀?我们再也不能和他们联系了吗?我只想知道他们怎样啊?我先他们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实际上,我也没有答案。

但我总得安慰、安慰她,我只好用:“这不止是我们一家的遭遇,每一个海外维吾尔人都在经历这生离死别;耐心点,坚强点;这黑暗的日子一定会过去;坚持,尽我们所能做一切我们能做的事,坚决不向黑暗低头,勇敢揭露黑暗,不后退;相信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

这些话,看起来似乎太过於冠冕堂皇,但面对这史无前例的黑暗,面对这维吾尔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笼罩维吾尔民族的种族屠杀、文化清洗,面对一个邪恶无底线的暴政,面对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一百多万无辜维吾尔、哈萨克等当地突厥民族关押在高墙大院集中营的残暴政权,不说这些话,还有什么能说的?还能说什么?

女儿想喊爷爷、奶奶,想认识一下她的叔叔舅舅、姑姑姨姨、侄儿侄女;我们远离家乡的儿女想和家人亲戚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这不都是人之常情吗?这不都是最基本的家庭生活之需吗?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在今天,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如我们维吾尔人一样,被活生生地剥夺了和父母亲人联系的权力!被生离死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悲伤、痛苦,愤怒、绝望,失望、无助,内疚、无奈,工作无法安心,学习不能聚精会神,在家没有安宁;这大概是现在国外每一个维吾尔家庭,每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心理创伤。

但是,作为东突厥斯坦身陷集中营一百多万无辜、弱势维吾尔人唯一的希望,作为那些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维吾尔孤儿的亲人,作为那些死于集中营酷刑折磨维吾尔人最后的寄托,我们海外维吾尔人还得坚强,擦干泪水继续抗争;既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自己的亲人,也是为了我们海外漂泊的维吾尔人能有一个落叶归根的归宿,更是为了在海外出生的一代维吾尔儿女能有一个寻根的家园。

所以,我们悲伤、痛苦,不能失去希望;愤怒、绝望不能失去理智;失望、无助,不能放弃理想;内疚、无奈,不能失去斗志;尽管现在似乎是黑暗笼罩一切,太阳也似乎被宇宙黑洞吞噬;但要相信,太阳如果被宇宙黑洞吞噬,地球也将不复存在;因而,这只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太阳的光亮一定会冲破黑暗照亮东突厥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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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接受中共思想改造:新疆问题危机加剧

王丹,“六四”学生运动领袖

王丹,“六四”学生运动领袖

王丹,“六四”学生运动领袖

前不久,美国国会召开主题为「中国的挑战」的系列听證会,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揭示出了当前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的族群迫害的严重性。如果说正在与中国进行对峙的美国的指控带有一定的倾向的话,素来受中国影响很深的联合国报告,提供了在美国国会听證会上一些指控的强有力的佐證。

8月10日,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 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会中检视中国的人权记录。委员会成员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在会上说:「我们收到大量可靠报告,指中国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为名,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变成秘密的大型劳改营,一个『无人权地带』,我们对此深表关注。」

麦克杜格尔又说,估计新疆有200万维族和穆斯林民众「被关押在政治营中,接受思想改造」 。这个数据的披露令外界震惊,新疆问题在沈寂了很久之後,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这个问题的重点在於:今天的新疆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外界的想像,中共当局几乎完全是在用军事戒严的方式对新疆进行管治,这样的治理方式毫无疑问只会激化矛盾。说今天中国的新疆问题已如乾柴烈火,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暴力衝突,完全不是危言耸听。

要深入了解新疆问题的脉络,大卫.艾默(David Eimer)的《被隐藏的中国:从新疆,西藏,云南到满州》的奇异旅程(八旗2015)。这一书提供了很多线索。书中指出,在1930年代,新疆的原住民才开始使用「维吾尔」一词。在那之前,他们的自我认同的範畴也是自己家园所在的区域,就是乌鲁木齐人,喀什人或和田人而已。

1947年的时候,新疆的汉人人口总数不过22万,而现在,新疆已经有超过八百多万的汉族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四成多。而这个移民的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和顺利进行的。据统计,仅仅在1950年代,维吾尔族人反抗北京的统治以及所谓的「破除迷信」运动中,有多达六万人死亡。显然,国家暴力在新疆汉化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成了历史的一道伤口,深深地刻在维族人的心中。

在我看来,当局采取温水煮青蛙式的移民政策,试图逐渐将新疆汉化,这种殖民政策不仅加剧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衝突;更深远的影响,是加剧了维吾尔人对於本民族生存前景的担忧和焦虑。这样的担忧和焦虑,必然以重新认识和强化自身的族群认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尤其是与维族人同文同种的中亚地区,有叁个独立国家与新疆接壤,接壤地区的新疆维族人与这些国家的维族人的互动远比他们跟汉人的互动来得频繁,这种交流也再再提醒著维族人独立的可能性。

历史的纠结、现实的政策和周边环境的影响,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是新疆问题的根本衝突所在。

面对如此複杂的新疆问题,中共当局竟然用大规模集中营,进行全面的所谓「思想改造」的方式来处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用强硬的手段压制维族人的反抗,实际上暴露出中共自己的困境——那就是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防治新疆危机的恶化,所以只能用蛮横的暴力来进行压制。我相信,即便中共当局自己也很清楚,用军事管治的方式来处理民族矛盾,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甚至是最坏的一种选择。但是中共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出此下策,或许,这才是新疆问题的最大危机。

(文章只代表特约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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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首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演讲

塔依尔.哈木提

(本讲话稿,是维吾尔诗人、导演、人权活动家塔依尔.哈木提先生,于2018年7月24日,在美国国务院举办“首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的英语演讲翻译的)

塔依尔.哈木提于2018年7月24日,在美国国务院举办“首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演讲。@[美国国务院图片/公共域名]

塔依尔.哈木提于2018年7月24日,在美国国务院举办“首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演讲。@[美国国务院图片/公共域名]

谢谢您的介绍。谢谢特使布朗巴克先生,谢谢国务卿彭佩奥先生,谢谢邀请我演讲的所有人!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叫塔依尔.哈木提,是一名诗人兼导演。我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地方原名叫东突厥斯坦。 维吾尔族是突厥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了一系列极度恶劣的政治运动。 就像我,由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或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维吾尔人很多。

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陈述维吾尔人目前生活在何等的恐惧之中。自从2016年底,中国政府把维吾尔自治区变成了警察国家和露天监狱。 中国政府用人工智能,声音和面部识别,普遍检查手机,基因采样等高科技手段在控制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 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限制。中国政府没收和烧毁了宗教书籍,拆毁了清真寺。以前合法的宗教活动现在却变成了非法活动,并成为了惩罚维吾尔人的借口。 中国的民族压迫增强了维吾尔人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 911 事件后,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然而,国际社会的沉默,使中国政府更加嚣张,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倍增。 中国政府把维吾尔人关押了叫做“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

目前,有一百多万人被关押在这类集中营。可悲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的罪名是什么,到底关在哪里,将被怎么样处理和什么时候被放出来。我们获悉在这些集中营有许多人在患病或死亡。 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宗教打压甚至扩大到了国外。去年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任意被抓并遣回中国的维吾尔学生至今下落不明。 1996年,我为了去土耳其留学出境时,以“携带敏感资料出境”的罪名被判了三年的劳教。当时,我所在的劳教所被服刑的近350个囚犯几乎都是维吾尔人,其中约230人为政治犯,即因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受惩罚的犯人。 刑满释放,我早已被开除了教师工作。从此,我不得不生活在中国政府对我的敌意之中。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武装屠杀。9月3日,汉人移民走到乌鲁木齐街头,大规模袭击了维吾尔人。我遭袭击被打重伤。我亲眼目睹了被打死或打伤的许多维吾尔人。 2017年3月起,所有维吾尔人的护照被收回,有出国记录的和被认为不可信的维吾尔人一批批被抓,关进了集中营。 2017年8月,我以出国治疗女儿为由和家人一起逃到了美国。 我们一家人来美国不久,为了报复我们,警察抓走了我太太的两个弟弟。即便这样,我还是向国际媒体揭露了维吾尔自治区所看到的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因此,我的一个弟弟被抓。 就像国外的所有维吾尔人,我和国内的亲人彻底逝去了联系,我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我相信,就像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在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维吾尔人。 因此,我呼吁国际社会,即各国政府和组织,密切关注和关心维吾尔人的状况,敦促中国政府尊重维吾尔人的人权,并保障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支持维吾尔族的自决。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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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八九六四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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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前的今天,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了有天安门广场开始的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并且是在世界各国众目睽睽下开枪屠杀,这是共产党自窃取中国政权以来犯下无数个罪行中的一个。

实际上中共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以谎言欺骗民众;窃取政权后,以血腥镇压质疑其政策者、反对者继续其对百姓的奴化统治。

自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倒行逆施,以所谓‘中国梦’,煽动中国人的极端民族义情绪为手段,强化其对民众的控制,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良心人士;使中国刚刚开始的草根公民运动无以为继,使中国的政治环境风声鹤唳。

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政治环境进入到了一种准纳粹式占领区模式,街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头拐角坦克,天上飞机盘旋;几乎每一二百米一个警察局;成千上万维吾尔人被关进各地纳粹式集中营,或者用最近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是斯大林式古拉格!

在集中营里被关押的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人,家里只剩下妇女老幼;有些维吾尔人家里已经没有了成年人,儿女被送进所谓孤儿院,货送到中国其他省份的孤儿院!

中共政权还以结亲名义,向家里没有了男人的维吾尔人家里派驻汉人干部,威胁利诱维吾尔孤儿寡母,甚至强奸、诱奸那些无助的维吾尔妇女。

最近更是以民族团结、强化维汉通婚名义,以抓捕关押在集中营父母亲人为人质,强迫维吾尔少女嫁给新来政治移民。

现在,在东突厥斯坦的监狱里、集中营里关押着无数个维吾尔教授、诗人、作家、演员、歌唱家、记者、企业家、慈善家、干部。

因在集中营不堪酷刑折磨而死亡的维吾尔社会贤达、名人就有《古兰经》翻译家萨里大毛拉阿吉、医科大学校长哈里木拉提、慈善家努尔太阿吉、伊斯兰学者马合苏木阿吉等。

所谓的维吾尔人自治区早已名存实亡,维吾尔语言被禁,维吾尔信仰被限制,维吾尔文化被摧毁,维吾尔历史被篡改,维吾尔人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殆尽;可以说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为了占领者任意蹂躏的囚徒!

我呼吁文明世界的正义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向中共专制说不,呼唤正义;为维吾尔人、图伯特人、南蒙古人、中国人发声。

纪念八九六四,最好的方式是行动,以正义的行动告慰那些献身民主的英烈,并为早日实现那些献身英烈建立民主、自由、平等之中国而尽心尽力!

我坚信,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也将使维吾尔、图伯特、南蒙古等的民族问题可得以在民主基本原则之民族自决方式,以和平协商找到出路,实现永远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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