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信仰:维吾尔清真寺和麻扎的破坏、亵渎

乌麦尔.卡纳特(Omer Kanat)在“摧毁信仰:维吾尔清真寺和麻扎的破坏、亵渎”发布会上的讲话 (原英文版发表于2019年11月5日)。

以下是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乌麦尔.卡纳特在维吾尔人权项目关于东土厥斯坦的清真寺遭到系统性毁灭的新报告发布会中的讲话内容。该报告的主要研究人员和作家巴赫拉姆·辛塔什(Bahram Sintash)和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也发表了讲话。埃莉斯·安德森(Elise Anderson)和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主任阿力木.斯伊托夫(Alim Seytoff)都发表了评论。此次活动同样在之后的视频中观看。

国家民主基金会

我要感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共同举办此次活动,并为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人权文献工作提供了十多年的支持,我们真的很感激。

中共政府否认和保密

我们的新报告呈现了100多座清真寺全部或部分被破坏的证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共政府声称尊重信教人员履行宗教义务的自由。因此中共政府强烈否认这些毁坏正在发生。也正因为此,东突厥斯坦的任何人提供此类事件的任何信息都是非常危险的,提供后几乎可以肯定将被拘留。但是,由于我们拥有这些卫星图像以及巴赫拉姆整理的照片,因此这些亵渎不能被中共政府完全隐藏。

通过与非常熟知这些清真寺的人们的交谈,巴赫拉姆进一步了解了这种破坏的含义。他与伊斯兰文化研究者阿里江·哈桑(Alijan Hasan)进行了交谈,后者于2016年离开东突厥斯坦,目前居住在中东地区。巴赫拉姆与他谈论了克里雅清真寺,它是东突厥斯坦最古老,最大的清真寺,见证了维吾尔族800年的历史。阿里江·哈桑(Alijan Hasan)告诉巴赫拉姆(Bahram):“我去克热亚(于田县)时总是在这座清真寺礼拜。我上次去克热亚是参加我堂兄的婚礼,当时我和伴郎在清真寺门口合了影。为了确保照片中其他人的安全,我不能与他人分享这张照片。”这就是现实情况:即使和大家分享过去在清真寺的合影,对曾经合影的人或者是在这些清真寺礼过拜的人都可能带去危险。

伊玛目,老师和公民社会

同样值得非常关注的是,掌管这些清真寺的伊玛目已被中共政府定为严厉打压和不人道待遇的对象。目前情形似乎是要永久性地将宗教领袖从社会中消灭,而不是像官方宣传所暗示的那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虽然所有伊玛目都已经由政府严格审核并且取得伊玛目资格证书的,在2017年危机开始之前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使用政府给他们的讲道内容做演讲,这些演讲内容绝大多数是称赞政府的政策。但是,一旦危机开始,中共政府也不会对他们予以保护,相反他们被全部逮捕,许多人已被判处长期徒刑。

现在在哈萨克斯坦的为数不多的再教育营地幸存者之一,埃尔博尔·埃尔咖力(Erbol Ergali)说,与他一起被拘留的伊玛目被判处20年徒刑,束缚的等级不断提升。另一位前被拘留者阿满江.斯伊特奥鲁(Amanzhan Seiituly)说,在他的牢房中不仅有伊玛目,而且还有清真寺的守卫和清洁工,以及在礼拜前在清真寺做过登记的人。

许多宗教领袖被拘留致死。去年1月29日(即2018年),维吾尔人权项目收到了穆罕默德·萨利·哈吉(Muhammad Salih Hajim)亲戚的确认,称他已死于集中营。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Muhammad Salih Hajim)是一位著名的古兰经学者和维吾尔族宗教领袖。他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将古兰经从阿拉伯语翻译成维吾尔语。 2017年底被拘留时,他已经82岁。他的女儿娜孜热. 穆罕默德·萨利(Nezire Muhammad Salih)和其他亲戚也被同时带走。这只是众多类似案例中的一例,大部分宗教领袖的整个家人​​都被带去了集中营。

胡塞恩·卡里·哈吉(Husan Kari Hajim)是克热亚(于田县)清真寺最年长的伊玛目,于2017年失踪,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伊明·达莫拉(Imin Damollam)于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他是毕业于新疆伊斯兰经学院的第一批人,并于1992年被政府指派为克热亚清真寺伊玛目。

阿布杜艾海提.马赫苏姆(Abdulehed Mehsum)是另一位著名的宗教学者,他在被拘留期间死亡。他于2017年11月死于和田县的一个集中营,尽管直到2018年5月才报道死亡。

阿布杜热士德.萨力(Abdurashid Salih)是另一位宗教学者,于2018年6月在伊宁逝世。他是我们在东突厥斯坦尼力卡县的邻居,1996年他访问伊斯坦布尔时,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几天。他的遗体于2018年6月交给家人,他的头上覆盖着一张白纸,上面的血迹从远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家人不允许参加他的葬礼,也不允许触摸其尸体。

还应注意民间社会的打压。这是很早开始的。 阿布力孜.哈吉(Abliz Haji)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布利孜·哈吉(Abliz Haji)是许多致力于重建邻里和乡村清真寺的忠实维吾尔族穆斯林之一。他管理着自愿捐款,用于在和田附近建造一座清真寺。他于2015年被捕。他遭受酷刑迫使他交出捐款人的名字。他拒绝合作,并被判处十年徒刑。

含义

清真寺,圣地/麻扎和公墓的广泛破坏,以及社会上宗教学者和教师的系统性遇害,使一件事非常清楚—毫无疑问,中共政府对于维吾尔族人民未来的目标就是:用逐步加强的迫害方式,从地球上消除维吾尔族的圣地和维吾尔族的宗教习俗,最后导致整个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

我还可以在讨论中进一步谈及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现在我要指出的是,维吾尔人权项目再次呼吁世界教科文组织和有关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种对人类及其信仰的系统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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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吾尔人我有些话想要说

张真瑜, 特邀作者

我的同学Fatih,土耳其人,到加拿大不满一年,是土耳其难民,因为捐助了反对派被当局认定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当局甚至指控他参与了对总理的暗杀行动。他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土耳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在他一家分别流落在德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地。Fatih还告诉我,因为专制的因素,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处境日益变得艰难。

这是我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消息。其实,在新疆已经有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即便他们当中有很多年迈的老人和知识分子,应该不用接受职业培训。可惜大陆人民对这个属于56个民族大家庭,且能歌善舞的民族知之甚少,对于他们现在的处境有选择性的回避,让真相一再被掩盖。

我自己是汉族人,在国内时对维吾尔族的兴趣点仅限于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定期的去巴依老爷撮一顿和憧憬一下去新疆的旅游。在了解到维吾尔人被有计划的进行民族改造,人间惨剧每时每刻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时,不论你是汉族人还是其他民族,从做人的角度而言,良知与正义促使我应该为弱者发声。在此请重温德国的名言:当纳粹逮捕共产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纳粹逮捕社会民主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当纳粹逮捕工会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当纳粹逮捕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逮捕我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抗议。

下面分享几个关于我了解到的新疆故事,为了保护信源我不会提及涉事人的具体身份信息,还请大家理解,同时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出来发声。

2018年世界杯前夕,我所在的公司计划做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营销活动,要求与中国足球相结合,国足只有向下的空间没有向上的空间,所以我将目光转向新疆少年足球队。我首先联系到了一位维吾尔族教练,他当时在内地某一线城市筹款,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想请他来北京面谈,我们承担他们一行人的食宿,教练回复机票很难买只能乘高铁,我当时并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建议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见面,动身前我的策划案因为涉及到新疆这个敏感的区域被叫停了,出于好奇我跟这位教练进行了电话的交流。他说其实也想来北京,因为不仅仅是我们,在北京的很多公司都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碍于维吾尔的身份,教练说机票根本没法买,乘高铁来京意味着要接受数次安检,还有可能被遣返原籍,即便到了还要去当地派出所先行报到。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住店,维吾尔人想在北京入住酒店,如此平常的一个行为都变得尤为困难,同时还免不了被刁难与羞辱。这件事对我触动挺深,不是说56个民族是一家么,我明显感觉到维吾尔族人从口中的同胞变成了现实中的阶级敌人,这种感觉非常糟糕。

2019年春节前后,恰巧联系到我在新疆的一位同学,她在南疆是一名教师,汉族人。除了正常了寒暄,我向她求证现在是否新疆的学校都停止向维吾尔孩子教授维语,因为那时我在海外逐渐了解到维吾尔人的境遇。她回复确实如此,当然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爱国爱党情节,学校不仅不再教维语,学校内也禁止维族学生讲维语,统统说汉语,一切标语都以汉字为准,违规者上到学校领导下到老师学生统统要受处罚。另外,学校政治老师地位很高,且掌管思想意识教学的老师统统为汉人。她的回答让我产生一个疑问,那些教维吾尔语的老师怎么办,答案是这些维语老师因为所谓的业务素质不高,无法胜任新岗位,都去干一些基础工作了。何为基础,比如看学校大门,看学校操场,打扫学校卫生之类的杂活。其实,维吾尔族老师与汉族老师的收入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现在维语老师又被边缘化,我无法想象他们的处境。

掌握维族文化传承的语言老师被迫下岗,我能想到的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可能我读书不多,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不仅维吾尔人遭遇着浩劫,藏人同样处境艰难。在此祝福一位藏族义士扎西文色,扎西文色于,他于2016年初被逮捕,在被抓走的两个月前,他曾出现在《纽约时报》有关藏语教育的一段视频和一篇报道中。他的罪名是“煽动分裂”,俗称煽颠罪,他的职业是一名藏语老师。

以上就是关于新疆我所知道的几件事。我非常认同伊力哈木的观点,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在此为被关押的维族同胞祈福,不是所有的汉人都忽视你们的遭遇,漠视你们的诉求,就算为数不多,我甘愿作为一员为你们发声,不为别的,为正义,为天道。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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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今天看到了一个推,推主说(大意):如果习近平政权把花在阅兵和庆祝的钱,花在改善老百姓生活上,花在贫穷山区农民身上,花在改善边远山区农村教育上,还会有人反对政府吗?政府还用得着动员大家赞美、感恩政府吗?大家不都会自觉地赞美政府伟大吗?

这话貌似特别正确,很多人已经开始点赞转推了。但仔细想一想,首先问一下,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习近平政府花的是谁的钱?

政府自己挣钱吗?是政府自己随意印钱赚来的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政府不挣钱;也不是可以随意印钱花得。政府的钱是来自税收,谁交得税?老百姓交的税!是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交的税支撑着政府,是我们在养活政府,是每一个纳税人在养活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老百姓通过交税的方式,是寄希望于政府做一些凭个人力量无法实施的大型公共工程、福利等。

也就是说,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老百姓得钱,不是政府自己的钱。这个问题一但理清了,再回头看刚才的问题就容易回答了。

如果政府把我们以交税形式交的钱,用到扶持那些贫穷者,用到改善那些边远山区、边区教育等,不是天经地义吗?不是纳税老百姓雇佣官员在做吗?既然是纳税人出钱雇佣的官员,为什么他们拿钱做一点应该的事,还要纳税人赞美他们呢?这合理吗?

自己什么都不出,拿他人的原材料,做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自己吃大头,分给主人一点残羹剩饭,还要赞美他?还要每天感恩他?这对吗?当然不对了,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

拿他人的财产一天、两天还可能情有可原,也可以因为为你做了一顿晚宴还分了一点残羹剩饭而感激;但如果不停地拿,一拿就是70年,还觉得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说,不是拿,而是抢你的家产,霸占你祖辈基业,然后分你一杯羹;不是出于善心,而是为了哄骗,不至于上街闹事、制造麻烦;还要赞美吗,还要感恩吗?

共产党这70年,不就是在抢劫老百姓吗,不就是在抢劫维吾尔人,抢劫图伯特人,抢劫南蒙古人,抢劫中国人吗;先是以国家名义抢劫,然后是假借改革名义,将国家的转为自己的黑帮组织共产党的党产,党魁们及其喽罗们自己的家产。

共产党这70年,为了抢劫,有时大开杀戒,以屠杀财产拥有人,明目张胆的掠夺;如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镇压反革命等;大多时候,以各种美丽名称的政治运动,明抢暗夺老百姓的财产;如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等。

而且,这70年来,大多数时候,共产党都是让绝大多数纳税人——老百姓处于严重饥饿状态,甚至让老百姓自相残杀、饿死;如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纳税人吃饱饭,维持温饱也只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不说边远山区农村,整个共产党统治下,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在图伯特、还是在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到今天为止,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吃不饱饭、没有衣服穿是司空见惯了的平常事。

一个自建立起便没有合法性的政府,一个因没有合法性而缺失法理基础的政府,一个血腥暴虐、腐败无能的政府;一个有一群抢劫成性的强盗组成的黑帮政府,在抢劫完了纳税人——老百姓之后,给予一点残羹剩饭,就要老百姓感恩戴德,唱赞歌;这还有点天理吗?

认为一个抢劫自己百姓的强盗集团,如果把抢劫来的财产返还一点,用于维持被抢劫者的最低生活,以便被抢劫者再积蓄更多财产,为未来抢劫准备财务,就应该唱赞歌,这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真是韭菜呀,割了一茬又一茬,还要继续随风起舞、点头哈腰、感恩戴德。

欧洲人几百年前就搞清楚了的一点小道理,我们至今还搞不清楚,理不顺;还在似中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为强盗唱赞歌、感恩;忘了自己是强盗的人质,强盗分一点食物不是为了让人质强壮,而是为了维持生命,继续做人质;失去了人质——纳税人老百姓,习近平政权还能做什么,钱从哪里来?

感恩、赞美抢劫了自己70年的强盗,只有吓得失去了理智,或甘心为奴的人做的到;任何一个心智齐全,有骨气、有尊严的人是不会赞美绑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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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点

祖拜拉.夏木希丁,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9月7日出席纽约每年一次“守护台湾自由”活动之讲话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9月7日出席纽约每年一次“守护台湾自由”活动。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9月7日出席纽约每年一次“守护台湾自由”活动之讲话

敬爱的Jenny及其他组织者,

我很荣幸今天能与你们一起参加并支持“守护台湾自由”于中共独裁政权之活动。

台湾目前是个自由的国家。台湾是那些生活在习近平独裁之下大陆民众的自由灯塔;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之地,不必惧怕肯能面临迫害、抓捕、酷刑和失踪。台湾也是中国的未来,腐败官员、政府为后台的精英,以及选出来的“爱国者”也能司法审判;公民不必担忧家会被拆迁,或因其公民权要求被投入黑监狱。台湾是公民可以不必向习近平和共产党叩头就可以实践其宗教信仰的地方。

香港因其一国两制政策,也曾经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当共产党试图通过《送中》实现其控制时,我们见证了香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的壮举。现在已经是三个多月了,抗议者向我们展示了反抗专制时,团结、民众、和民主的力量。

但共产党不会轻易让步;与其听取香港人民的呼声,共产党违背民意,以警察暴力、抓捕、野蛮、恐吓、和僵化回应,并调动了军队。这不是什么人民共和国,这是习近平的独裁。

香港现在是在一个转折点,就如天安门大屠杀;也如2009年7月5日大屠杀是维吾尔人历史的转折点;反抗、镇压、然后是沉寂;过去一再重复;当时镇压时,世界没有作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被失踪;世界以为中国会解决其内部问题并会变好;世界错了。

2009年后,共产党将东突厥斯坦建成了一个最为严密的监控区,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并将超过三百万的人拘押于集中营;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是中国其他地区将要发生的,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这些用于监控之技术,将进入香港(实际上已经在使用)、台湾。

保香港自由,守护台湾自由;一再的事实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承诺不可靠;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我们需要珍视我们的身份、价值、信仰和尊严,我们需要拒绝共产党统治;不要放弃自己的身份;我们必须拥有无论长相、语言、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如何不同,不恐惧迫害的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们需拥有不必担忧家庭被拆散、不被强制婚姻,不因政府官员强行住进家里而失去私人领域,不被强制和压迫者吃、睡的自由;如果我们不保台湾自由,上述将是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自由进入中国,而不是中共渗透自由世界。

台湾曾经是成千上万应享有自由、开放中国人的模范社会;每一个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都应该保护台湾的民主。

现处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与其让台湾成为模范以在中国落实民主,而是想让台湾变成如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和南蒙古一样的中国。

维吾尔、图伯特、蒙古和其他中国民运活动,及目前在东突厥斯坦正在实施的暴行证实,在中共统治下,实现自由、民主、和平、公正、平等,及有尊严的活着都是不可能的。

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命运是连着的;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我们必须共同奋斗,共同努力去实现:

守护台湾自由、保香港自由

让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南蒙古摆脱中共专制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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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伤疤忘了疼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今天早上,到单位不就,碰到了一位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华人同事;稍稍寒暄之后,我问到:“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休假了,去什么地方了吗?”

回答:“回了一趟家,上海。”。“回家了!”我羡慕的回应道。

“怎么样,哪里好吗?上海怎么样?家人都好吧?”我继续问道,急于想得到一点有关那边的消息,尤其是对大规模抓捕维吾尔人,北京、上海这样大都市平民百姓的态度,对集中营、香港抗争的看法。

“一切都好,我认识的人,大多都在谈论去新疆旅游,现在去新疆旅游是热门,我亲戚朋友都说现在那里特别安全,治安特别好。”因为我以前和她谈过维吾尔人问题,同事或多或少也了解一点情况,也知道我对此问题的敏感;她看看我,稍微有点尴尬,紧接着说:“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何安全。”

我有点不舒服,但也知道这位同事是一位岁月静好者;除了过日子,对其他一切什么民主平等等政治议题是一概不关心的;我感叹到:“是啊,把人都抓进去了,当然安全了。”

她以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对我说到:“那里的人不这么说,他们说不是抓捕,是进学习班学习。我家里人也想去新疆旅游;我们说好了下次再回国,我们也要去一趟;过去一直想去,但说听说有恐怖分子,特危险,我们就一直没有敢去。”

我已失去了继续交谈的兴趣,也有点失望;结束了和同事的谈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总有一种堵得感觉。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有点失望、也有点悲观。

人生一大半已结束,回顾走过的路,经历了很多,知道不少,也学到了很多;有喜乐,又痛苦,当然也不乏沉痛的教训。

维吾尔人有句话:“就是驴,也绝不会再走掉进过坑的路。”

在我工作过的石河子技工教师进修学校,有很多捡了一条命的平反前“右派”、“反革命”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北京、上海、天津人。他们当中除了几个极其优秀的醒悟者,对共产暴政深恶痛绝外;大多数是觉得共产党不算太坏,只要再不要有反右、文化大革命似的运动,只要迫害再不要不降临到自己头上,岁月静好是其唯一的祈求。

我一直就不相信一些人散布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会再来的虚幻,一直就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但也绝未曾想到,经历过历次共产党血腥镇压的人们居然会这么健忘!健忘到忘记了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都是先针对一少部分人,再在虚假革命的狂热中将全体裹胁,使每个人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怖中。

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那里的人们对此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相应的高度警惕;但很遗憾,人们又在物质生活的虚幻中,在岁月静好的梦幻中,忘记了过去,忘记了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从身边开始的,是从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批斗,一个个被判刑、一个个被消失开始的;是在他们的沉默中,是在他们不假思索的默认中,在他们明哲保身的精致利己主义中开始的。

我可以试着去理解那些年轻一代,他们在共产党一面倒、单向的政治宣传洗脑中长大,没有经历过那些血腥岁月,不知道政治运动的残酷;但我无法理解那些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一代人,更无法理解那些还在街头、广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的人!?我不想指责他们是“牲人”,但也无法理解他们还不如驴子的思维能力!

那些中老年人,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经历过学习班,进过各类学习班,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的学习班,知道进学习班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不否认,共产党这几年利用宣传手段,成功的丑化了维吾尔人,将全体维吾尔人描绘成了一群残杀无辜的暴力恐怖分子?但稍有头脑的人,稍稍回顾一下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如何在一夜间,成为工贼、叛徒的,王光美是如何成为“梅花党”特务头子的,还有那成千上万无辜的右派、反革命是如何因一句话,一个善意的批评而被发配、判刑的,就应该对共产党的说法理所当然的产生质疑。

我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一个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史无前例人为饥荒,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政治运动,付出了几千万无辜者生命的一个民族,一个尊严和生命被任意剥夺,自由和权利被恶意践踏的民族;居然会装聋作哑,或者是浑浑噩噩,以苟活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践踏他人的尊严上!建立在他人妻离子散的人生悲剧上!

也罢,大概他们是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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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维吾尔政治犯的强迫劳动改造噩梦

塔依尔.哈木提

(讲话稿,是吾尔人、演、人活动家塔依尔.哈木提先生, 2019822日,在公民力量举办发布报告《棉花:每根纤维都充满谎言——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联报告》新闻发布会上的演)

发布报告《棉花:每根纤维都充满谎言——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联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左:Louisa Greve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管);中:塔依尔.哈木提;右:祖拜拉.夏木希丁(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

发布报告《棉花:每根纤维都充满谎言——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联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左:Louisa Greve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管);中:塔依尔.哈木提;右:祖拜拉.夏木希丁(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

我是在东突厥斯坦的喀什葛尔长大的。自小时候起,我对父母被迫从事所谓的“义务劳动”(Hashar=强迫劳动)印象非常深刻。每年秋冬,地方政府组织所有农民去挖水渠,捡棉花,开荒等等。这些劳动,他们不但得不到任何劳务费,反而,如果因病或家里有事儿而不能参加,他们就得找一个劳动力顶替或交钱。对此,那些农民苦不堪言。等我上小学,我也开始参加了学校安排的“义务劳动”。每个秋冬,我们也必须去棉花地里捡棉花和提着篮子到处收集动物粪。这种劳动没完没了。当时我对自己发誓,我要好好学习上大学,留在大城市,永远不当农民。

1996年2月,我为了去土耳其留学出境时,以“携带敏感资料出境”的为由被抓。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看守所被关押了十八个月。1997年8月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到了喀什葛尔劳教所。当时,这个劳教所服刑的近350个囚犯几乎都是维吾尔人,其中约230人为政治犯,即因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受惩罚的人。顾名思义,在劳教所,所有人都被迫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刚开始,我和其他人一起到离劳教所不远的戈壁滩挖砾石(sheghil)。除了星期日,每天每人必须完成挖出两平方石子的任务。如果有人完成不了任务,在晚上的总结会上,他就会被警察用电棒挨打。为了完成任务,人人拼命干活,导致身体会遭到摧残。比如,我们每天早晨将腹部紧紧缠上布带以免使劲的时候腹膜(seriq et)破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由于过度使劲,很多人腹膜破裂,劳教所没有医疗服务,他们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一辈子遭受痛苦,有的人就在劳教所里死去,尤其是那些体质弱小的人。

当时,我在看守所里已经呆了一年半,体重下降到了45公斤/99.2lbs,那么重的体力活让我很绝望,我想我可能死在那里了,但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挺过来。后来,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转到一个砖窑厂(xumdan)烧砖(xish pishurush)。由于无法忍受苦力劳动,有些人就会逃跑。但他们一旦被抓住,除了遭受严厉惩罚,刑期就会被翻倍延长。我们有时还会到地里种庄稼,捡棉花,甚至干一些劳教所警察的私人劳务,甚至包括一些家务。

那些劳教人员劳动是强制性的,是免费的,而劳教所用这些人的劳动挣钱。劳教所跟需要劳动力的那些单位签合同,然后用劳教人员的劳动来完成合同。

2017年8月我带着家人逃出中国来到美国,10月我太太的两个弟弟被抓,11月我的一个弟弟被抓,他们和几百万维吾尔人一样,都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这两年来,我们一直牵挂着他们,希望他们平安。一个月前,我们得到消息,我太太的一个弟弟从集中营出来了,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据说,两年来被关在集中营的他,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回家,其它时候要到一个工厂劳动,而且也是强制性的“义务劳动”。他本人和家人也不知道这种免费劳动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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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良知奖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作为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事务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Ms. Zubayra Shamseden)女士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接收了“刘晓波良知奖”。
作为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事务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Ms. Zubayra Shamseden)女士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接收了“刘晓波良知奖”。

月初,突然收到了纽约中国民主党陈闯创的短信,要我查看下电邮,然后尽快投票选出今年的《刘晓波良知奖》获奖者。

回复短信后,查看电邮,惊讶的发现自己荣幸的名列久已敬仰的专家、学者林培瑞教授、夏明教授、李酉谭教授、滕彪律师、蔡楚、李卓人、Paul Mooney、Arch Pudington等名人评委行列,要评选出《刘晓波良知奖》获奖者。

然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今年的《刘晓波良知奖》候选名单,赫然在目,包括了“维吾尔人权项目”;如果说这是海外民运开天辟地第一回将一个海外要求自由、民主的维吾尔组织或个人列为其颁奖候选者名单里,大概不为过。

海外中国民运和维吾尔自由运动有来往,但都是非常礼节性的礼尚往来;一块儿参加个游行示威,开个研讨会、或较大组织性活动时,相互邀请对方组织领导人讲个话等等,很少有实质性的交流,更遑论相互真诚的协作和支持。

即便维吾尔人这两年的处境进入到令人担忧的民族灭绝危险境地,有近几百万人被关押于集中营,知识精英被大规模抓捕判刑;很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但中国民运除了少数一些民主理念比较强,对问题的看法准确到位者,如张杰、胡平、滕彪、余杰、周封锁、傅希秋牧师等强烈谴责之外,大多数还是保持了相对的沉默;当然,也不乏那些因偏见和无知蒙蔽了双眼,而带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对维吾尔人落井下石者;他们与中共沆瀣一气,还嫌中共不够邪恶。

展开民族间的对话,首先需要的是平等概念的建立;只有当双方都能够将对方视为和自己平等的人类一员时,对话才能开始;要将对方视为平等对话主体,又需要又宽容和理解心态;宽容是容忍对方和你的不一样,理解是将对方和你的不一样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思考,或者是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接受。

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种文化;宗教虽然不是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宗教,但宗教的影响力因其天启性又往往超过文化的影响力,使社会、人群的关系更为纷繁复杂;每一个社会人群的文化和宗教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使得文化现象和宗教规范难以划分哪一个是文化现象,哪一个是宗教规范。

即便同一种宗教,因不同民族在接受其新信仰时其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会有所改变;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法轮功等等,如果仔细观察,他们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存在着差异;以我的观点:主要是因为民族文化对宗教的顽固渗透;使得每一个民族的宗教都独举其特色。

但他们都因其历史的沉淀、环境的影响在那个民族生存地域之立体环境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外来者,该民族人群在该地域的文化、宗教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也可能显得落后,但如果能够进行换位思考的话,有足够的宽容心的话,应该是能够接受的。

当然,接受和理解,并不是要求外来者接受该民族的文化和宗教,要求的只是宽容心态下的尊重。

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最缺的就是这种宽容和理解、尊重;又因理解和尊重的缺失,而不能平等;尤其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人,一直就未能摆脱天下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再加上共产党统治后对中国人文传统之彻底摧残,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看谁都落后,谁都想改变,唯自己不想改变,也包括一些海外民运人士。

但这几年我看到了些许的改变,新一代接受了人类普世价值真正内涵的汉人正在成长,如陈创闯等年轻一代民主、自由之追求者;尽管他们未曾经历89六四的洗礼,但他们的视野非常开阔,心胸宽大,文化、宗教上宽容、包容;正在促成海外维吾尔、汉人间的理解、尊重,进而为民族间的平等对话创造条件。  

中国民主党颁发的《刘晓波良知奖》,可能名气不那么大,奖金也不那么多,但如同刘晓波的名字所传递的涤荡灵魂之宽广内涵一样,意义重大;这是海外民运中一代新人在以宽容、包容心态平等认可其他和汉人一样,同样处于中国共产党暴政之下,但追求目标不同各民族人群的一个良好开始。

在维吾尔人处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急时刻,图伯特、蒙古也同样处于生死存亡挣扎呻吟之时,在香港年以年轻人为前锋的民众在以生命抗争共产党对其民主、自由权力之侵蚀之际,在共产党中国咄咄逼人、极端嚣张之时代;海外各反对共产党中国暴政之组织、民族大家都应该携手互助、相互支持。

携手互助、相互支持首先始于对对方追求事业的认可,可能不完全同意对方观点,对手段方法也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要根据民主原则认可对方应有的权利;比如说,对维吾尔人、图伯特人、南蒙古人的民族自决权要肯定;至于最后如何解决、如何实现,我相信,是可以通过平等对话寻找到出路的。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民运人士、组织能够站出来强烈谴责中共暴行,支持、声援维吾尔人的正义事业,大家共同努力推翻中共暴政,在那一块儿大地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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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一个维吾尔女士的陈述(续)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回到哈萨克斯坦,回到家;关上自己的家门,长长地舒一口气,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还是乌鲁木齐之行那几天,以及姐姐那惊恐的眼睛和那诀别的哭泣,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耳边;一两个星期,一直处于一种噩梦刚醒来的感觉,惶恐、惊悚,及庆幸那只是一场噩梦的苦涩;我第一次感到哈萨克斯坦才是我的家,我的栖身之地。”

“我试图忘记那一段噩梦似的经历,尽可能使自己忙于工作;然而,我身边的人,大多是做边境贸易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而每天,他们带来的消息要么是谁的朋友失踪了,要么是谁的亲人被抓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可怕,什么南部农村维吾尔人被整村、整村的关进了再教育中心,家里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连孩子都没有人照看了;什么维吾尔知识分子也开始被抓捕、失踪,都是些很有名气的诗人、作家,其中还有一些是我父亲的朋友、同事、学生;再往后,就是谁家的亲人死在了关押中,尸体没有了等等的消息”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更有甚者,和我做同样生意的维吾尔伙伴当中,有几个持中国护照的,说是家里要求一定回一趟家;就把哈萨克斯坦的生意交代给我们几个合伙人,先后都回了中国;他们过了边境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几个大活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没有能回到哈萨克斯坦;打他们的电话,回答都是空号。后来经过辗转途径我们得知他们也没有回家;也就是说,这几名维吾尔人就此失踪了。”

“这更使我忧心忡忡,担心我在乌鲁木齐的亲人,特别是我姐姐;这期间,我多数时候是用我的中国手机发微信向姐姐问好,也顺带问询其他亲朋好友的消息,偶尔也打电话;过去,本来我们姐妹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一直聊到电话没电了为止;但自从那次乌鲁木齐之行回来后,我也开始有点犹豫了,可以说害怕给姐姐打电话,害怕听到什么噩耗,也怕听到姐姐那带着哭腔的低声细语。”

“和姐姐几次通话之后发现,每次都是我在说话,姐姐只是在那儿嗯嗯啊啊,最多是:我们都很好,不用担心;很明显,姐姐害怕,她在等我挂断电话。慢慢的,通话少了;只多在微信上留个言,问个好;或者发个问候表情。”

“过去电话视频一打通,争着、吵着要和我说话的侄子们,偶尔和我开开玩笑的姐夫,也都没有了;视频聊天成了过去;接电话,再也没有人说维吾尔语的萨拉姆了;开始说你好或者用汉语问候了。”

“你知道吗?过去,大概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和姐姐及亲朋好友聊天、视频,而且几乎是随叫随到的电话、视频聊天,我没有过太多的异国他乡感觉,也没有经历过那种折磨人的孤独;但这次回来后,特别是伴随和家人、朋友的电话联系的减少直至最后的沉寂;我时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孤独笼罩,不能自拔,只想哭;有时我会坐在家里,几个小时呆呆的看着父母的遗像,及其他兄弟姐妹、朋友们的照片默默的哭;可以说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想哭,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与孤独中。”

“日历很快转到了2018年。因为阿拉木图离边境不太远,而且在哈萨克斯坦做生意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包括汉人大多也都住在阿拉木图附近的缘故吧;新年一过,小道消息,各种令人害怕、担忧的噩耗越来越多;今天是教育厅厅长被抓的消息,明天是新大、医科大校长被抓的消息,后天是作家、诗人、歌唱家被抓的消息;总之都是维吾尔人,尤其是一些维吾尔名人被抓捕、关押的消息。”

“我开始担心姐姐、姐夫了;姐姐一直就在乌鲁木齐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姐夫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可以说都是些本分人。但从那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恐怖,包括那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共产党红人的一些维吾尔人也开始被抓,还传说有的已经死在了监狱。我怕姐姐、或姐夫会出事,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把姐姐家那些爸爸的书全部帮她扔掉,特别后悔为什么在哈萨克警察朋友强调了少去、或别去亲人家的情况下,还去了姐姐家几次。”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总有一种会出事的感觉。大约是在四月底的一天,我早上醒来,查看手机;发现姐姐没有回复我前一天的问候,心里有点担心,但自己安慰自己,可能太忙没有看到,再等等;一天、两天、到第三天;我感觉不对劲,因为姐姐从来都是我这边一发信息,她那边就立即回复;偶尔,也只是当天晚上晚一点,或在特别情况下,是在第二天的大早晨回复;三天都不回复,从未发生过;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给姐姐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再给姐夫打,还是没有人接;我开始害怕了,我抱着电话一边哭,一边给朋友打电话,但也是没有人接电话。”

“我泪眼模糊的翻着电话本寻找那些能帮忙的人,突然,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的号码出现了在眼前;我如获至宝,赶紧给他打电话。“

“电话通了,我刚开始说话,他就打断我说到:‘打我的办公室号码。’然后就挂断了。我再拨他的办公室号码,打通了;我和他哭着讲了我和姐姐联系不上,担心她是否出事了,祈求他能否帮忙查一下。”

“他稍微沉默了一刻,告诉我:‘别急,我帮你查一下;对了,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给你打过去。’我赶紧说:‘行,我等你的电话。’”

“下午再继续给姐姐打、姐夫打;突然,姐夫的电话打通了;我赶紧问你们还好吗?姐姐怎么不回我信息,你们怎么都不接……?话还没有说完,姐夫急切的打断了:‘我们都很好,你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你姐姐去参加学习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你姐姐去参加学习……,再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匆匆挂断电话……;这一切告诉我,姐姐出事了;这里有关再教育营的消息早已满天飞;什么只有进、没有出;甚至,有的维吾尔人进再教育营后,过一段时间,家人收到的是一份冰冷的死亡通知书,连尸体都没有。越想越可怕,姐姐身体太瘦弱,肯定受不了再教育营的虐待。“

“该怎么办,还是先等一下那位警察朋友的电话,他应该能有一些准确消息。等待最令人难受,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令人万般折磨、难熬的等待。那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房子里从这间屋房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不时看一看墙上父母姊妹的照片,然后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停的流;晚上我是几点睡的,自己也不知道;早上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手机就在身边;赶紧查看手机,还是没有电话;洗脸、洗漱继续那漫长煎熬的等待。”

“又一天过去了。又是下午了,我几乎要失去控制了,要急疯了;电话突然响了,拿起一看,是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打来的。我急忙接通了电话,那边传来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熟悉的声音:‘你不要着急,我打听到了,你姐姐现在在拘留中心被调查,可能要转送再教育中心,我还没有搞清原因;我在找人,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但我的建议是你赶紧找你的汉人朋友帮忙;最好是找你姐姐单位的领导,要是他们能出面作保,你姐姐应该可以不去再教育中心;但一定要快,晚了,一旦转到再教育中心就不好办了。抱歉,我帮不上更多的忙;记住,不要给我打电话,有新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再见。’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电话就断了。“

“放下电话,我一点、一点回味刚才电话里的信息;拘留中心?那不就意味着姐姐被抓了吗!找人,要找汉人朋友帮忙,最好是姐姐单位里的领导。“

“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京当官的一位汉人朋友,他是自维吾尔自治区升官到北京的,不仅有权势的,而且在维吾尔自治区有很多老部下、朋友;几年前,我曾经帮他安排他的孩子就读哈萨克斯坦一个名大学,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相当好。我立即拨打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我告诉了他姐姐被抓的事情;请求他帮忙!他听完,叹了一口气说:‘别急,让我想想办法;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姐姐他们也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想要把维族都推到分裂分子哪里去吗?这样吧,给我一两天时间,我找一下我的老部下及其他朋友,了解一下情况,我会尽力帮你的,你千万别着急!“

“我又给我在乌鲁木齐的商业伙伴打电话,让他们也想一想办法,让他们找一找有谁认识姐姐单位的领导,找关系好一点的,花多少钱都行。就这样,我抱着电话在煎熬中度过了我这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天“

“一两天后,北京的朋友打来了电话,他说:‘事情不太好办,那里的情况极为复杂,而且很多单位都换了人,有点难度;不过,我通过朋友找到了你姐姐单位的领导,稍微了解了一下你姐姐及她家的情况;我看最好还是让你姐夫出面找你姐姐单位领导说一说。你呢,现在就在哈萨克斯坦呆着,记住,千万别去乌鲁木齐,你就是去了也不一定能帮上忙;你就呆在哈萨克斯坦通过你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你姐姐单位领导打点、打点,他们出面作保,把你姐姐保出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在这边也会尽力。”

“我找到一个在阿拉木图做生意的汉人朋友,用他的中国手机在离边境很近的地方给姐夫打电话;在边境打电话,那边显示是伊犁;姐夫一接电话,不等他开口,我就告诉他赶快找姐姐单位领导将姐姐保出来,花多少钱都行,我的律师朋友会给他送去一些钱,尽管花,一定要把姐姐保出来。姐夫嗯嗯了两声就把电话又挂断了。“

“和姐夫通完话,就赶紧给乌鲁木齐我的合伙公司律师朋友打电话,要她给我姐夫送点钱过去;之后,我第一次稍微送了一口气。“

“接着几天,就是不停的打电话找人;可以说只有汉人朋友的电话可以畅通无阻、无所顾忌,谈话也没有那么多顾虑,其他民族的朋友,维吾尔、还是哈萨克,不管是警察还是官员,拿起电话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多说话。“

“在煎熬、忙碌中度过了一周多,阿拉木图、北京、乌鲁木齐,电话、信息不停;最后,大约是我得到姐姐被送去学习消息之后的第三周,5月初,我在乌鲁木齐合伙公司的律师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姐姐出来了!’我高兴的流着泪对朋友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朋友打断我说到:‘古丽你先听,你姐姐是昨天下午回的家,现在在家里休息,听他单位领导说,休息一段时间后,你姐姐要下基层去南疆,时间可能会很长,听说一般是两三年。’‘什么?下基层、两三年?’我懵了。“

“高兴没有持续几分钟,南疆基层……两三年……,我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一趟,亲眼见一见姐姐,在姐姐去南疆之前去和她见个面。主意已定,我开始做准备了。”

“说心里话,要不是姐姐,我是一点都不想再踏上那块儿土地;但为了姐姐,无论如何我都得去一趟;再见姐姐一面,什么屈辱、侮辱我都无所谓了。”

“尽管做好了自入关开始,再一次经历令人屈辱的搜查、审讯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心里害怕、紧张、恐惧;一想到那脱衣检查和凶神恶煞般的中国警察嘴脸,我身体马上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正在犹豫是否给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打个电话,他自己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姐姐回家的消息,我怯怯地告诉他我准备去乌鲁木齐见姐姐,问他能不能帮忙到机场接我一下,他犹豫了一下,说:‘行,我去接你,告诉我你的航班,到达时间。”

“订票之前,我一一和朋友商量好了到达乌鲁木齐后的安排;北京的朋友来电再三委婉地告诉我到乌鲁木齐后,不要和维吾尔亲朋好友见面联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姐姐见完面之后,就赶紧返回哈萨克斯坦。”

“就这样,我犹犹豫豫、胆颤心惊的,再一次于2018年5月中旬来到了乌鲁木齐。海关手续对维吾尔人更为可怕;过去入关时,偶尔还有海关人员和我开开玩笑,现在一个一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似乎每一个手持外国护照进入乌鲁木齐的人都是敌人,每一个手持中国护照返回自己家园的维吾尔、哈萨克人都是敌人,时刻准备抓捕!”

“我大概是因为有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一位我们乌鲁木齐合伙公司的汉人律师及北京朋友的老部下等来接,待遇稍微好了一点;只是被带到一间隔离室被审问了约一个小时来乌鲁木齐的目的,准备呆几天,会见谁,这边有没有亲人等;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公司事务来的,看情况大约要呆几天,只和公司相关人员见面,这边没有亲人。就这样,在那些海关警察虎视眈眈的疑虑目光中,我颤颤兢兢,几乎是在几个接机的汉人朋友的搀扶下走出了乌鲁木齐机场。”

“走出机场,哈萨克警察朋友匆匆告辞走了;走之前,他把我叫到旁边告诉我千万不要和姐姐家人联系,有事找他的话,就用汉人朋友的电话联系;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有担忧,似乎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最后,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照顾好自己,尽快安排和姐姐见面,然后立即返回哈萨克斯坦。’ 不知是因为在帮助我而担心,还是他也有自己的什么心事,他一脸的忧郁。”

“尽管有汉人律师朋友的陪伴,到宾馆的登记入住,还是和前一次一样,逃脱不了那令人心烦意乱、万般屈辱无奈的前台审问,以及随后的附近派出所警察折磨人的重复盘问。”

“安顿下来后,我和律师朋友商量了一下见姐姐的事宜;她告诉我见面安排在一家比较高档的宾馆餐厅雅座;她会来接我去那家宾馆。姐姐单位的一位汉人朋友负责将姐姐接到那家宾馆餐厅。朋友再三叮嘱我,见到姐姐后,好好聊一聊,但时间不宜太长。一想到明天要和姐姐见面,心里甜酸苦辣五味杂陈,但一想到要在餐厅见面,而不是家,令我难过伤心,且难于接受和想象。”

“第二天更是难熬,我几乎是在等待的焦虑和期盼中度过的,一直在想象着姐姐现在的样子,瘦了?精神怎么样?以及我们姐妹相见时的欢乐与痛苦;总算等到了晚上,我迫不及待的和律师朋友提前来到了要和姐姐见面的那家宾馆雅座等待。“

“大约半小时后,一个汉人几乎是搀扶着一位颤颤悠悠的女士走进了雅座;咋一看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走错了门呢?再看,那是我姐姐!我再怎么想象也没有想象到姐姐会突然变得这么瘦弱、老态!那一头秀发怎么也没有了!姐姐!妹妹!我冲过去抱住了姐姐,她似乎要摔倒,微微颤颤的,摇摇晃晃站不住!姐姐哭不出声来,声音嘶哑;她的身体在我怀里剧烈的颤抖着,手却紧紧地、紧紧地抱着我,似乎一松手我会跑了。“

“不知什么时候,律师朋友把雅座的的电视打开了,声音不小;她走到我们跟前,对我轻轻的说道:“古丽,让你姐姐坐下,你们聊一会儿;我和朋友出去到前台点菜,我会把门关上,不会有人来打搅你们,姐妹俩好好聊一会儿。记住,千万别关电视!”

“我让姐姐坐下,她还是两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还在哭。我极力控制住自己,擦干泪水,勉强挤出一点笑容,两手捧着姐姐的脸,看着她说到:‘别哭姐姐,你还好吗?姐夫他们好吗?姐姐你的头发呢?’姐姐泪眼汪汪的看着我,哭得更厉害了。说实话,看到姐姐的样子,立马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几年前看过的《钢琴家》电影里的华沙集中营犹太人形象。我轻轻的擦拭着几个月不见,变得骨瘦如柴的姐姐的泪眼,说着一些安慰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两位汉人朋友回来了,姐姐单位的那位说:‘古丽,你姐姐过几天要去南疆下基层,大约是三年,这也是给你姐姐一个机会;你姐姐的头发是在拘留所剃掉的,那是拘留所的规矩,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们俩再聊几分钟,我还得把你姐姐送回去。‘我看看我的律师朋友,几乎是祈求的说到:’请你们帮个忙,我们再见一次面,明后天行吗?今天姐姐的情绪特别不稳,她一直在哭,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想和她说几句话。‘律师朋友:’古丽,今天就这样吧,我和朋友商量商量,我们尽可能再安排你们见一面。‘律师朋友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姐姐单位那位女士,她也点了点头。”

“姐姐不想离开,我也不想让她走,她紧紧地抱着我;但考虑到姐姐的安全,我强忍着泪水,控制着自己,让她单位的那位女士几乎是把她从我怀里强行拽走了。看着姐姐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的离去,等雅座的门一关上,我立即瘫坐在椅子上,不由自主的放声大哭,这是什么世道啊?我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回到了眼见骨肉分离、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个冷酷年代?”

“律师朋友把电视声音放大,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到:‘古丽,别哭,这一切都会过去,慢慢都会好的;这不,今天姐姐也见到了不是吗?我还会尽力帮你安排再见一次面,我保证。’”

“大约是过了两天吧,在朋友的安排下,我和姐姐又在那个餐厅雅座见了一面。这次姐姐情绪比上次要好一点;但姐姐还是那么虚弱,也还是在单位那位女士的搀扶下来的;姐姐精神上似乎已经被彻底击垮了,对生活一切都没有了信心;她不停地小声叮嘱我:千万再不要来乌鲁木齐,保重自己。”

“我说等你从南疆回来,我还会再来看你;姐姐抬头看看我、轻轻靠近我耳边说:‘妹妹,你以为他们真的会让我们回来吗?他们这是在清除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我们这一去,能活着再见到你就是万幸了!妹妹,我爱你!谢谢你把我从拘留所里救出来;如果再晚一点,恐怕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姐姐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我倾诉,继续轻轻的对我说:‘那里面太可怕了,妹妹;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每天三顿,每顿只有一个馍馍和一碗水,根本吃不饱;打骂侮辱每天有,似乎是有意要折磨我们,还有长时间的夜间审讯,一句话说错就打骂、坐老虎凳;大早晨排队升旗、唱歌,然后就是学习,还要背诵习近平讲话。你知道吗?那里面关押者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好多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一天,在我被拉去审讯室,我在走道里见到了父亲的一位诗人学生,他满脸血迹,几乎是被拖着拉走了。他们看样子是要彻底清除我们。’”

“一会儿,时间又到了;我和姐姐再一次告别的时刻到了;这次,说实话,一种预感告诉我,这是我们的永别!我再一次紧紧地抱着姐姐,亲吻着她的脸、头发,眼泪也不由自主的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轻轻说着,姐姐、姐姐!姐姐把我抱得更紧了,她不停地在我耳边说:保重妹妹、保重!我看着姐姐被单位那位女士又一次强拉着离开了!姐姐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凄凄惨惨的离开的。”

“那一晚,我也是一路哭着回到宾馆,哭着入睡。第二天,律师朋友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第一次带着一种绝望的凄楚飞离乌鲁木齐——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孤独的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但我忘不了和姐姐告别的那个凄楚场面!姐姐那轻轻的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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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一位维吾尔人女士的陈述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两个月前,我的推特多了一个朋友;看名字,是个哈萨克姐妹;很快,这位朋友给我发了私信;然后,通过私信我们交流、认识了,得知她目前人在土耳其。

然后就是偶尔的私信往来,在往来中,她有意无意的提到了她2018年5-6月份回了一趟乌鲁木齐的事,但只是一带而过,没有详细内容;但我有种感觉,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却没有说出来,或说不出来。

为了得到更多、更新鲜有关东突厥斯坦的消息,我冒昧地给她发去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如不介意,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交流,那样方便,也快捷;很快,她在WhatsApp上加了我;我再没有催她,想给她点时间。

大约过了一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她发来短信问我能否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回复可以。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能否知道我给你打电话?”这问题太突然,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告诉她应该没有问题。

电话沉默了一阵后,那边传来女士特有的低沉,稍带沙哑的声音:”我想哭,其实,我每天都在哭,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中;我回乌鲁木齐的经历,我不敢回忆,不敢想;但也挥之不去,像个阴影笼罩着我。”我鼓励她到:“我可以理解,你大概是经历一段可怕的遭遇吧;没事,我听着,你说出来;可能,说出来会好一点。”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缓慢的,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开始了她经历的陈述,“你知道吗,我父亲是个很有名气的维吾尔诗人、作家,在东突厥斯坦文学界也很有名气;我自小上的是汉语学校,和你一样是个民考汉。我早早就下海做生意了,很早就离家闯荡中国各地、中亚各国及土耳其等。我在各国都有朋友,也有很多土耳其、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汉等朋友,因走南闯北做生意,还认识了很多中国各界汉人官商大佬;我一直以为自己出身名门,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语,认识各国官商大佬,官场能力无限,应该能应付一切。”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继续道:“直到上一次,大概也是我最后一次回乌鲁木齐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可以说,我被彻底击垮了;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也那么对待我,我的那些官商朋友也无力回天,根本就帮不上忙;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为什么?”然后是啜泣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苍白无力的安慰说:“别难过,别哭;慢慢说,说出来就好了。”

“我还是从上上次的回乌鲁木齐说起吧。2017年的年底我因为公司事物回乌鲁木齐,一到机场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你大概想不到,我很早就把我的民族改成了哈萨克,我拿的也是哈萨克斯坦护照;你知道吗,当时,我只是图方便,把民族改了,拿了哈萨克斯坦护照;但我一点没有想到,哈萨克斯坦护照救了我;在海关,我被带到了一间房子里,那里早已聚集了好几十位维吾尔男女老少,一会儿来了几个警察,把那些男的都非常粗暴的推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7-8位维吾尔女士;一会儿,又来了几个男女警察,更为粗暴、不由分说的要那几位女士脱衣服,要脱光,他们要检查;我看到那些维吾尔女士都非常顺从得脱下了衣服、只剩内裤和胸罩,她们不知是因为羞辱、还是因为冷,看得出来身体在瑟瑟发抖,但都毫无表情默默地低着头站着;你知道吗?那一场景让我如梦初醒,永远难忘;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侮辱了,我觉得我也已经被脱光,我也赤身裸体站在她们中间;其实,当时,我真的是希望自己也和那些被脱光的维吾尔女士在一起,那可能会稍微减轻点我的羞辱感。”

“突然,一位警察喊着我的名字说到:你,你过来;我也开始身体发抖,慢慢地、几乎是拖着脚步极其艰难的走到他的前面;他指着外面说到:你出去,派出所警察来接你了。我没有敢回头看那些站着的维吾尔女士,低着头走出了房间。”

“外面站着的是我认识的,我家小区派出所的一个哈萨克警察;我似乎看到了亲人,想要冲到他怀里大哭一场;他似乎感觉到了,像是躲瘟疫一样,一脸很严肃、很横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派出所谈话。然后,看也没有看我,就押着我走出了机场。”

“上到派出所警车里,哈萨克警察对我说: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你要来,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幸亏我来的快,要不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这样,我现在带你去派出所登记,过一下程序,但你不能回家住,你必须住在自治区制定外国人住的宾馆;你也不能开你自己的车,也不能使用你过去在这里登记的手机;也不要给这里的亲人打电话;千万记住我告诉你的这些话,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你的亲人找麻烦;一旦你被国安、国保或连我们都搞不清的其他人抓进去了,如果我们及时得不到消息,不能及时找到你的话,后果就很严重。”

“我脑海里还是那几个维吾尔女士赤裸的身体和她们无奈的顺从、沉默,及其给我带来的羞辱、委屈,我只是不停地机械地点头。”

“派出所里的谈话实际上也并不如我所期盼的那么轻松,尽管是认识的警察,似乎也带着朋友的关怀;但明显的那并不是谈话,是审讯;大概警察也要自保吧。”

“自机场那一幕起,我已经没有了过去每次回家时的兴奋和到家的感觉;枯燥而又沉重的审讯在不停的重复中持续了将近四个多小时;走出派出所,我早已经是又饿又累、心情沉重;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似乎来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一个恐怖的黑森林,不知道吃人的野兽会从哪个角落冲出来吞噬我。”

“更认不出这是自己曾经的家园,是父母养育我的故乡;这里已经变得既陌生又冷酷,充满了羞辱与荒谬、无耻。我好不容于挡了个出租车,找到了指定外国人住的宾馆;但这里又是一场不亚于派出所的审问,又是近一个多小时的前厅工作人员问话。”

“拿到钥匙,开房门,屁股还未坐热,纷乱的思绪还未收拢来,又有人敲门了;打开门又是警察,是附近派出所的;又是一个多小时同样一些问题的重复审讯、登记。”

“警察走了之后,尽管肚子很饿,但也不想出去,害怕、恐惧笼罩着;我也没有敢给任何亲戚打电话联系,包括和我最亲的姐姐;我只给几个汉人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到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在宾馆等他们来接。”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汉人女士,我的商业合作伙伴,也算是我的朋友,她来接我;但一路上,只要有检查站,我们俩总是被分开;汉人朋友可以不检查、或装模做样的检查一下她;轮到我就是特别待遇,搜身、问话等等;每次检查完,备受羞辱的我,当万般无奈的看那位汉人朋友时,她也只是略微尴尬的笑一笑。”

“当天,搞完了公司业务的洽谈后,我请求我的汉人朋友开车把我送到姐姐家;这之前,我借用汉人朋友的手机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下午完事后去她家看她和其他亲人;但第一次,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姐姐说话有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告诉她晚上见面再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下午,我来到了姐姐家,家里只有姐姐、姐夫和她们的两个孩子,其他亲戚一个都没有来;我有点奇怪,还未等我发问,姐姐示意我跟她走到厨房;只见姐姐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流着,然后,贴近我耳朵小声说道:‘妹妹,我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来看你,这里形势不好,你最好尽快离开,再不要回来了;这里一切都变了,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也都非常的害怕,妹妹;国外有亲人的是重点,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你是我亲妹妹,但难说不会有人打小报告,我怕我们会被抓进去,请你原谅我;还有,爸爸留下的那些维吾尔语的书籍,你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你看能否乘人不注意,帮我扔到街头公共垃圾箱里?’“

“我姐姐从小就胆小,谨小慎微,但我觉得她也有点太胆小了;那都是父亲一生收藏的书本啊,父亲曾一再叮嘱我们,什么都可以扔,但书本不能扔;那是知识,是历史,是传统,是维吾尔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大概是看到我有点生气吧, 姐姐小声说道:‘你不知道妹妹,现在是一天一个政策,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本维吾尔语的书会被定为禁书;家里有禁书被抓走的不少呢,我们都害怕呀,妹妹,害怕,你知道吗?请你理解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可怜的姐姐那恐惧、祈求的双眼;我只好点点头说:‘好吧,我帮你处理爸爸的书。’ ”

“姐姐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出来,欲言又止;我说:‘姐姐,你有话就直说,别犹犹豫豫的,我们是亲姐妹,什么话不能直说呢。’ 姐姐稍微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妹妹,晚上吃完饭,你还是回到宾馆住吧,家里有点吵,可能会影响你休息。’我突然领悟到了姐姐的意思,她是害怕我住到她家;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了,再害怕我也是她妹妹呀,姐姐怎么能这样呢;但我还是极力装作没事,尽可能以坦然的口气说:‘没事姐姐,我正好晚上和生意伙伴有活动,也正想着怎么告诉你早点离开呢,我一会儿就走。’”

“大家都陷入了一种无声的尴尬,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姐姐几乎是在沉默中开始做抓饭,我和姐夫勉强东拉西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就没话说了;姐姐的两个孩子似乎也突然长大成熟了,也都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和我只是简单问候一阵之后,就说要写作业,各自进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开始默默地走到书架前查看爸爸留下的书;看着那些散发着重重油墨味儿的书,那一本都重要,但我无法全部带走,必须选择;我再三挑选,选了十来本自认重要的、有着父亲签名的书,我把书小心翼翼地装到姐夫递过来的一个小包里;这时,姐姐喊吃饭了;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几乎是默默地吃完了饭。”

“饭后,我打破沉默对姐姐说:‘姐,我该走了,得回宾馆,我的合作伙伴肯定等急了。’姐姐、姐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也未挽留;我一站起来,姐姐就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似乎怕我跑了似的,一直握着把我送到了门口;当我回头看她时,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泪水,看到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哭出声来,我说到:‘再见姐姐,保重!’姐姐一下子把我拉到了怀里,再一次紧紧地抱着我,把头放在我肩上,极力压低声音、极其伤心地哭起来;我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我从未见姐姐这么伤心的哭过;这哭声让我揪心、难过,也想哭;但我还是控制住自己,抱紧姐姐对她耳语说:‘姐姐,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比这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不要哭;我还会再来看你。’姐姐立即回答说:‘别,妹妹,别回来,千万别再回来!’”

“离开乌鲁木齐之前,我和一位可以信任的汉人生意伙伴一起,有她开车,匆匆忙忙去了两趟姐姐家;按约好的,主要是将一些爸爸留下的维吾尔语书籍拿走;一些书,我亲手扔到了街头公共垃圾箱;你知道吗,每次扔书,我都有一种揪心的感觉;我的心在流泪,与其说是流泪,还不如说是流血,似乎我是在扔掉爸爸留给我们的最后留恋,最后思念;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烧书的事,但这回我经历了过去,但就我来说,比过去还可怕!你要亲手扔掉你父母留下的、他们曾经珍爱过的书本啊!”

“每次见到姐姐,她都是那副惊恐的模样,每次离开前,象是永远的告别;让我揪心,让我痛。”

“就这样,本来打算要待一段时间的我,在害怕与恐惧中结束了商业上的洽谈,告别姐姐和亲人,告别自小长大的乌鲁木齐,带着羞辱和忧虑,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匆匆地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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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的 祖拜拉•夏木希丁 (Zubayra Shamseden)完成了妇女、信仰、领导力中心的研究项目

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国联络办公室主任, 也称中文联络员。
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国联络办公室主任, 也称中文联络员。

By Omer Kanat (乌麦尔·卡纳特), 维吾尔人权项目项目主任

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是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国联络办公室主任, 也称中文联络员。她最近完成了由全球参与研究所的妇女、信仰、领导力中心提供的为时两年的研究项目。在此期间她完成了题为《拯救维吾尔妇女》的宣传册,代表因为信仰、专业工作、支持人权等各项原因而受到打压的维吾尔妇女领袖们向全世界呼吁采取行动。她还撰写了题为“美国穆斯林妇女的有力声音如何给了我希望和力量:一个维吾尔人权活动家的思考”一文。

该研究项目使Zubayra加深了与其他妇女领袖们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项目中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姐妹们,包括尼日利亚的Patricia Oranefo,墨西哥的Olga Sanchez, 菲律宾的Cecilia Espenilla,叙利亚的Ghada Ghazal ,布隆迪的Yvonne Kamugisha,加勒比/加拿大的 Reyhana Patel,美国的Robbie Pentecos;还有全球参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Kristen Lundquist、Afeefa Syeed、Margaret Weber;也还有她的指导顾问露易莎·格蕾乌(Louisa Greve)Zubayra会继续演讲她的研究成果,也欢迎邀请。

Zubayra的《拯救维吾尔妇女》的倡议书可以参见下面的链接:http://www.centerforwomenfaithandleadership.org/fellowship-capstone-proje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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