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座大型养殖场

拉法伊尔 (Rafael Ilshat), 特邀作者

文章作者拉法伊尔(Rafael Ilshat); 由文章作者提供。

文章作者拉法伊尔(Rafael Ilshat); 由文章作者提供。

2020年,一个注定载入人类历史的年份,中国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截至目前全球已统计有近千万人感染,死亡几百万。

世界,本来已经习惯性地进入了世纪初的动荡之中,而中国病毒疫情使这动荡更加剧;然而,病毒的发源地中国,却似乎有效控制了疫情;而且,就在一两个月前,还在进行网络狂欢,幸灾乐祸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失控;打开看中文社交媒体,满屏都是欧美抄作业没有抄好的自淫自乐,以及中国各路大牌们抨击西方民主体制软弱无能的狂言。

整个简体中文互联网,似乎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时代,一个失去了道德标准、放火者嘲弄、指控消防员灭话不力的邪恶时代;中国自上到下,透着一股天朝唯我独尊的妄自尊大,完全丧失了理性与逻辑,遑论反思自己的欲盖弥彰之罪。

似乎,极权独裁模式正以加速度向《1984》靠拢的中国,以不择手段使用各种强制隔离家庭亲人、阻断交通、强制征召全国医护人员等手段,有效的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染。

今天,我暂不论中国是否真的控制住了病毒之扩散蔓延之真相,也不谈这两周维吾尔自治区传来有关武汉非人道隔离惨象之重演;只就中国政府这种不顾百姓死活,以极端手段实施隔离的政策之性质和他对未来中国政府统治下民众带来的影响,谈一点我的想法。

中国目前这种对付中国病毒模式及其做法,使我联想到了另一个我们司空见惯,但又未曾细思的现象——动物驯化养殖场。

驯化,是指一种生物的成长与生殖逐渐受另一种生物利用与掌控的过程。

人类花费了很长时间驯化了很多物种为己所用;离我们最近,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大概莫过于鸡禽驯化养殖。

伴随人类人口的增长,为了提供更多肉类,就需要提高有效养殖能力;将鸡禽养殖由散养发展为集中于大型规模化养养鸡场圈养,就是一个提高有效供应的例子;特别是在中国,更因人口压力巨大,肉类供应完全依赖这种大型规模化的养殖场。

在规模化养殖场中,鸡禽从出生到死亡,完全都在养殖人员监控之下;每天每时每刻的一切活动都在限制中;不仅活动空间狭小,而且被定时投喂,定时健康检查、打药,可以说鸡禽的一切都完全处在养殖场人员的监控。

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因其完善的监控系统,严格警察式管理系统;对于动物间爆发各种疫情的防控迅速有效。

以养鸡场为例,如果发现养鸡场一个鸡棚有疫情,大规模的消毒、快速确认病毒、注射疫苗、投药;或者立马扑杀这一棚鸡,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向别的鸡棚扩散。

养殖场的管理模式阐述完毕,现在回头看中国政府对中国病毒疫情控制的做法,无论中国政府是否真如其所说控制住了疫情,只看其自爆发至今所使用手段和政策,就是养鸡场管理模式对其统治下民众应用之演示!

从中国民众对非人道隔离制度的赞美,对芳芳日记的围剿来看;基本可以肯定,大部分的中国民众,已经被中国极权政府有效驯化成了圈养动物。

中国控制疫情手段,无非是先强制隔离感染者、疑似感染着,尝试治疗、或任其死活;对未感染平民百姓,则毫无人性、不顾死活的强制隔离、全面监控其活动;最后,就是对疫情信息进行严格控制;对任何不服从者,轻则恐吓威胁,重则抓捕、失踪。

中国政府这种疫情控制手段和政策,与其说是在控制疫情,不如说是极权政府在测试对民众养殖场式控制手段和政策之有效性。

可以说,一部分中国民众利用所谓‘改革开放‘后的相对松弛,对外面世界的走马观花、翻墙了解,以及对人权、民主、法制基本理念的点滴理解和向往,而产生最基本的公民意识,所拥有的微弱自由空间,本已蚕食的所剩无几;我以为,疫情过后,将丧失殆尽,政府的控制将越发全面严格!

检视武汉病毒爆发时中国政府做法,中国的做法就是养殖场管理人员对其控制下圈养驯化动物的做法;感染者、疑似感染者,被送进方舱医院隔离作实验;未被感染普通民众就如养鸡场鸡禽,被严格控制限制在自己狭小空间,完全被迫接受中国政府的定时投喂,并被强制服用政府提供各类不知名药物。

长期处于中国政府洗脑教育的大多数民众,本来就已经丧失了正常理性思考能力,对于政府所作所为基本不加质疑,对政府控制媒体一面倒的歌功颂德宣传,全盘接受;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一部分做奴才已经上了瘾的极端爱国贼,对共产极权政府非人道强制措施恬不知耻的辩护和颂扬,不仅令有尊严、有自由追求者倒胃口;反过来,又使得习近平共产极权政权,对控制奴化中国民众信心倍增,使其更肆无忌惮。

反观西方国家,作为定期进行选举,多党轮番上台执政,国会制定法律的民主政体;民众是政府服务对象,媒体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民众长期经历自由环境之沐浴,习惯了生活不受政府控制、权利不受政府干预的完全个人自由;因而,很难快速适应限制生活习性的各种临时隔离措施,造成一时的疫情失控。当然,习惯了被极权中国政府圈养的一部分中国民众,或者说是习惯了主子吆喝的奴才,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另外,西方国家的政府基本上是小政府,民众长期习惯于自我管理,敬重法律;民众也不喜欢政府包揽一切;因而,民主政体根本无法如极权中国那样,做到听命于一尊,一声令下,快速动员军警特、社区无赖,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之政策,全方位、全面控制全体百姓饮食生活起居,从而阻止中国病毒之蔓延。

西方国家政府,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由民选立法机构对政府实施了很多限制,使得西方政府无法在不违反人权前提下,像极权中国那样做到大规模强制隔离、抓捕监禁不服从者。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在防疫中的失败,和中国对疫情最初的隐瞒,对感染途径和感染人数的瞒报、造假,阻碍国际卫生组织调查等有直接关联。

纵观这些年中国政府对民众管理模式,其实,养殖场管理模式已经被悄悄移植到了对民众的管理上;而且,养殖场模式的极权独裁统治,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模式,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了极权政府的技术监控、规模化管理能力。

但是,极权政府的非人性,决定了这种体制无论其在短期显得多有效,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杀鸡取卵。

规模化养殖因其违背自然、违背动物习性,其必然结果;养殖场牲畜总体质量、抗病能力会越来越差,疫情爆发频率越来越高,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大;最终,走向崩溃。

对比中国自辛亥至共产党统治前后,中国人自处于共产极权统治以来,理性思考能力逐步下降;如今,大多数百姓已是百依百顺的奴才,不仅丧失了自由、尊严和财产;而且,因为失去了自由,生活在窒息自由思想的恐怖统治下,连创新能力也丧失了;这不,连中国病毒疫苗,也想以偷窃不劳而获走捷径。

民众长期处于奴化状态,大部分人失去了反抗精神;这,一定会让极权中国政府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屠杀民众。

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将几百万无辜者武断抓捕拘押,进行强制洗脑,就是养殖场管理模式的极端发展;如果,世界对此,不及时加以阻止的话;最终,这种极端模式也会扩展到中国各地,甚至于输出世界各极权政府。

中国最近推行的健康码,可以说是更新升级版电子监控的开始,及全中国必然会从身体健康的监控,跨越到思想健康的监控,一个巨大的数字利维坦及将诞生。

然而,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我坚信,就如养殖场管理模式之违背自然致命弊端,必然将其带入最后的崩溃一样;极权中国,也因其违背了人类追求自由、尊严之致命邪恶,必然走向极权统治的终点;就如其苏联老大哥,在我们意想不到的节点,突然轰塌、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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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防止维吾尔强制劳动法案》?

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任, 乌麦尔.卡纳特(Omer Kanat)

3月份,维吾尔人权项目向参议院(S.3471)和众议院(H.R.6210)引入《防止维吾尔强制劳动法案》的参议员鲁比奥 (Rubio)(共和党)和众议员麦克高文(McGovern)(民主党)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当时我也指出,那些还继续一切如常的公司,等于是在为中国的暴行开绿灯。

维吾尔人权项目坚决支持该法案;并呼吁世界各国共同采取措施施压中国政府,要求其停止针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穆斯林的人权犯罪。

法案的关键条款摘要如下,其包括:

  • 发现很多在东突厥斯坦的工厂及其他供应商“极大可能“在利用强制劳动进行剥削;而因东突厥斯坦的大规模监控、无孔不入的警察存在和对工人的强权威胁,使得公司仅靠“自己努力”鉴别供应商是否使用强制劳动已不可能 。
  • 为了不使美国公司违反美国不得进口使用强制劳动产品法规,减轻其负担;法案将设定“反驳性假定”,即凡是在东突厥斯坦生产的产品都使用强制劳动;在允许进口之前,美国边境口岸机构将要求生产商提供全部产品或部分产品,没有使用强制劳动的“令人信服的准确证明”。
  • 一项要求美国政府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有意使用维吾尔强制劳动,或者以进口使用强制劳动产品明知故犯美国法律者。.
  • 一项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供:
    • 使用维吾尔强制劳动的中国公司名单,
    • 使用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目录,和
    • 在美国销售强制劳动产品实体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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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伊利夏提, 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昨天美国众议院又一次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昨天众议院通过的版本,是参议院5月14日通过的直通车修订版;因而,本次众议院通过之后,即直接送到总统办公桌签字生效。

总统签字生效也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因为该法案是国会两党无异议一致通过的;即便总统不签字,最终也会以三分二绝对多数而自动生效成为法律;更何况,牵头该法案的是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他对川普总统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我想,精明的川普总统应该会利用该法案再一次施压中国政府。

《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经总统签字生效后,就将成为美国的一条法律。那么,这一法案成为法律后,能改变什么?这大概是每一个关心维吾尔人问题者最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政府和其统治下各民族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首先,该法案成为法律后,根据其条款,美国政府可以制裁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践踏人权的官员,如陈全国、朱海仑、雪克来提·扎克尔等自治区各级官员;制裁手段包括禁止上了名单的中国官员入境美国,冻结施暴中国官员在海外资产等。

当然,法案成为法律后,肯定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维吾尔人命运;中国政府可能在习近平野蛮一意孤行领导下,无视该法案,而继续其对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民族的种族灭绝暴行,加快其同化维吾尔人步伐。

但我认为,《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成为美国法律的重大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其制裁条款的细节,而在于该法案正式以“维吾尔”民族之名称,以美国国家法律的形式进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

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该法案的通过并成为美国法律的重要意义更在于,该法案将以美国外交政策之一重要组成部分,而将维吾尔人问题、东突厥斯坦问题将带入国际政治舞台,包括以联合国为首各种国际组织!

维吾尔人问题,自本世纪初进入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及国际政治舞台,但一直很不稳定,时高时低,时强时弱;上来对中国强势总统,维吾尔人问题成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外交政策的一个人权对话因素,上来个弱势、或对中国暧昧总统,维吾尔人问题就被搁置一边。

美国及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问题的这种不一致,忽冷忽热,使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在维吾尔人问题上为所欲为;再加上9.11之后的国际反恐,更使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形势对其镇压维吾尔人有利,可以将维吾尔人绑在国际反恐战车上做人质、任意宰割!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习近平指示下敢公然大规模建集中营,抓捕、拘押几百万维吾尔、哈萨克人,强制失踪整个维吾尔知识精英;就是因为美国上届政府对持续恶化的维吾尔人问题8年沉默导致。

布什政府时期,因东突厥斯坦日益恶化的形式,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名义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性边缘化,以及对维吾尔人任何表达不满的血腥镇压,使维吾尔人问题一度成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布什总统两次会见维吾尔自由运动领袖,使海内外维吾尔人倍受鼓舞。

但很快,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新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无暇顾及维吾尔人问题;在奥巴马执政8年中,只有2009年7.5乌鲁木齐大屠杀,使维吾尔人问题短暂成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焦点;但从奥巴马执政8年整体看,维吾尔人问题基本上处于被搁置状态;只是在每次的美中人权对话时,或东突厥斯坦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时,维吾尔人问题,作为整个中国政府统治下各民族人权问题的一部分而被提及!

2016年,自习近平任命陈全国担任自治区书记后,维吾尔人处境极速恶化;该年底,有关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建集中营,抓捕拘押几百万维吾尔、哈萨克人的消息开始出现在西方媒体;很快,有关维吾尔知识精英被强制失踪的消息也开始浮出水面;这,又一次,使得维吾尔人问题,再一次成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开始的美中贸易明争暗斗,习近平极权政府在南海、香港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使美中关系开始出现裂隙;同时,维吾尔人问题因中国政府赤裸裸的种族灭绝暴行,也成为了川普执政当局必须关心、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如果维吾尔人问题不以法律形式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话,维吾尔人问题只能继续停留在美中人权对话议题之层面,停留在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口头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践踏维吾尔人人权层面,停留在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发布报告谴责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层面,停留在成为美中博弈之政策选项因素层面!

但是,有了成为法律的《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就不一样了,维吾尔人问题不会因美国政府的更迭而搁置,不会以某一个政客的好恶而忽冷忽热;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无论是谁当总统;美国行政当局都必须根据《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将维吾尔人问题带入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通盘考虑!

而且,作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领导,自由世界的领袖,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政府还必须以其外交政策引领国际政治;这也意味着,作为以法律形式成为美中外交政策组成部分的维吾尔人问题,也必然将被美国带入国际政治舞台,包括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政治组织,这才是《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重要意义所在!

因而,可以说,这是维吾尔人问题、东突厥斯坦问题,以美国法律形式,正式进入美国及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的开始,是维吾尔人问题的里程碑式历史跨越!

当然,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黑暗还在继续笼罩维吾尔人、东突厥斯坦,那块儿土地上的人们还在中国政府铁蹄下呻吟挣扎;但《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像穿透黑暗乌云的一束自由曙光,给予了绝望中的维吾尔人希望!

万岁美国!不愧为人类自由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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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的现状

2019年12月8日,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女士在“为中国良心犯签卡送暖活动”的讲话。这次活动,由旧金山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12月8日出席旧金山“为中国良心犯签卡送暖活动”。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12月8日出席旧金山“为中国良心犯签卡送暖活动”。

各位晚上好!

感谢大家的到来。我想,你们对了解维吾尔族目前的状况有所感兴趣,而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我给你们讲一讲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着什么。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汉人远比没有你们幸运。中共对汉人的控制和洗脑似乎很成功,那些汉人并不知道发生在自己鼻子下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们被剥夺了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只有少数一些公知或异见人士深刻的知道中共反人类的本质和罪行,其中就有刘少波、浦志强等人。

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正在被中共大规模的关押在21世纪的集中营里,被推到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而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这些罪行的设计者和主推手正是习近平。对此,绝大多数的汉人一无所知,了解情况的汉人为数不多。

虽然中共在1955年建立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了各项区域自治权,后来也通过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对这些权利赋予了法律界定,但这些权利从未得到真正实现,名义上是自治区,实际上是殖民地。在中共虚假宣传的引导下,汉人普遍认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比自己高出一筹,他们无非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有两少三款”,”没有计划生育”,”高考加分” 等,没有人在意什么是民族自治权,哪怕是中共自己的法律所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历来就是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维吾尔人却不被以自己的公民看待,这也成为了目前越来越多的汉人所表现的“要土地,不要人”的种族灭绝思想的根源,也是以反恐为借口将维吾尔族弄成全民公敌的理论基础。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12月8日出席旧金山“为中国良心犯签卡送暖活动”中跟活动组织者一起。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12月8日出席旧金山“为中国良心犯签卡送暖活动”。

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加大了对维吾尔族的镇压,而这种镇压以它的系统性、隐蔽性和毁灭性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试图于彻底改造维吾尔族的这个国家行为已经具有了后现代种族灭绝的特点。它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抹去民族身份

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 这个名称就是一种罪名,所有维吾尔人就是犯罪份子。从2017年春,当局发放了叫做“人口信息采集表”的百分比表格,如果你是一位维吾尔人就扣除你十分。你的总分数低于60%,你就得去所谓的学习班,也就是把你关进集中营。在各个检查站,如果你是维吾尔人,你会受到严厉盘查,而汉族人可以直接通过。这样的例子很多。这种针对某个群体的打击显然是要摧毁它的民族身份,是一种纳粹式的卑劣行径。

二、消灭民族文化

虽然,消灭民族文化一直在延续,自从习近平上台,针对维吾尔文化的摧毁,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阶段。以“双语教学”为名禁止维吾尔语教学,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所出版的所有维吾尔语出版物和广播影视作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大规模地抓捕并重判维吾尔知识精英和艺术家,压制宗教,拆毁宗教场所和公墓,迫害宗教人士,让维吾尔幼儿强迫认同汉文化,限制民族文学艺术等等手段,正在连根拔起具有上千年历史传统的维吾尔传统文化和经过几代维吾尔人的努力而形成的维吾尔现代文化。

三 、实行高科技监控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监控可谓是登峰造极,五花八门,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普及面部识别,强制收集DNA、血样、指纹、声音等生物信息,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私人住宅贴二维码,马路上查手机,没收私人电脑,公共场所设立点子安检,监听私人电话,跟踪社交媒体账户,全面网络控制等等,甚至出现了用一些社交媒体软件故意散播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内容,然后据此大量抓人的案例。中共不仅用这些高科技手段镇压维吾尔人,还把东突厥斯坦变成一个试验场,为推广中国内地而积累经验。

四、实行国家恐怖主义

911之后,中共以反恐为名,迫害维吾尔人。利用国家的宣传机器,将维吾尔人妖魔化,给中国老百姓洗脑,对维吾尔人产生仇恨,同时,动用国家的武装力量武力镇压维吾尔人。采用“露头就打”、“追着打”、“挖着打”、“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地正法“,“粉身碎骨”等等违反司法程序的做法,用暴力对付维吾尔族老百姓。将个人的复仇行为或者个别的抗暴行为纳入到暴力恐怖主义范围,任意进行抓捕和惩罚。以实行”连坐”制度,惩罚民族精英,让百姓互相监视、彼此揭发,制造恐怖。

五、建立集中营

中共从2014年开始试点所谓的“学习班”,2017年四月开始大规模建造或改建集中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将上百万维吾尔人拘禁在这些设施里。最近泄露的中共官方文件显示,集中营的建设还在继续,对维吾尔人的非法拘禁仍未停止。一百万到三百万的维吾尔人妻子离散、家破人亡。将几十万维吾尔人政治犯从集中营秘密转移到内地监狱。有些地方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族人口达到了50%,然而从2015年到2018年维吾尔人口的下降率达到了惊人的84%!在这些集中营里,中共对那些维吾尔人实施虐待、强奸、侮辱、绝育、逼疯、杀害等等。

中共在维吾尔族面前血债累累,罪恶深重,历史会记住这些,总有一天,所有被压迫的人们必定会清算这笔账。

在做的各位汉人朋友,如果你们真正拥护正义、自由和民主,请你们和维吾尔人、土伯特人、蒙古人和渴望自由的其他人一道,要为推翻中共暴政作出努力。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谢谢大家!

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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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信仰:维吾尔清真寺和麻扎的破坏、亵渎

乌麦尔.卡纳特(Omer Kanat)在“摧毁信仰:维吾尔清真寺和麻扎的破坏、亵渎”发布会上的讲话 (原英文版发表于2019年11月5日)。

以下是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乌麦尔.卡纳特在维吾尔人权项目关于东土厥斯坦的清真寺遭到系统性毁灭的新报告发布会中的讲话内容。该报告的主要研究人员和作家巴赫拉姆·辛塔什(Bahram Sintash)和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也发表了讲话。埃莉斯·安德森(Elise Anderson)和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主任阿力木.斯伊托夫(Alim Seytoff)都发表了评论。此次活动同样在之后的视频中观看。

国家民主基金会

我要感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共同举办此次活动,并为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人权文献工作提供了十多年的支持,我们真的很感激。

中共政府否认和保密

我们的新报告呈现了100多座清真寺全部或部分被破坏的证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共政府声称尊重信教人员履行宗教义务的自由。因此中共政府强烈否认这些毁坏正在发生。也正因为此,东突厥斯坦的任何人提供此类事件的任何信息都是非常危险的,提供后几乎可以肯定将被拘留。但是,由于我们拥有这些卫星图像以及巴赫拉姆整理的照片,因此这些亵渎不能被中共政府完全隐藏。

通过与非常熟知这些清真寺的人们的交谈,巴赫拉姆进一步了解了这种破坏的含义。他与伊斯兰文化研究者阿里江·哈桑(Alijan Hasan)进行了交谈,后者于2016年离开东突厥斯坦,目前居住在中东地区。巴赫拉姆与他谈论了克里雅清真寺,它是东突厥斯坦最古老,最大的清真寺,见证了维吾尔族800年的历史。阿里江·哈桑(Alijan Hasan)告诉巴赫拉姆(Bahram):“我去克热亚(于田县)时总是在这座清真寺礼拜。我上次去克热亚是参加我堂兄的婚礼,当时我和伴郎在清真寺门口合了影。为了确保照片中其他人的安全,我不能与他人分享这张照片。”这就是现实情况:即使和大家分享过去在清真寺的合影,对曾经合影的人或者是在这些清真寺礼过拜的人都可能带去危险。

伊玛目,老师和公民社会

同样值得非常关注的是,掌管这些清真寺的伊玛目已被中共政府定为严厉打压和不人道待遇的对象。目前情形似乎是要永久性地将宗教领袖从社会中消灭,而不是像官方宣传所暗示的那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虽然所有伊玛目都已经由政府严格审核并且取得伊玛目资格证书的,在2017年危机开始之前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使用政府给他们的讲道内容做演讲,这些演讲内容绝大多数是称赞政府的政策。但是,一旦危机开始,中共政府也不会对他们予以保护,相反他们被全部逮捕,许多人已被判处长期徒刑。

现在在哈萨克斯坦的为数不多的再教育营地幸存者之一,埃尔博尔·埃尔咖力(Erbol Ergali)说,与他一起被拘留的伊玛目被判处20年徒刑,束缚的等级不断提升。另一位前被拘留者阿满江.斯伊特奥鲁(Amanzhan Seiituly)说,在他的牢房中不仅有伊玛目,而且还有清真寺的守卫和清洁工,以及在礼拜前在清真寺做过登记的人。

许多宗教领袖被拘留致死。去年1月29日(即2018年),维吾尔人权项目收到了穆罕默德·萨利·哈吉(Muhammad Salih Hajim)亲戚的确认,称他已死于集中营。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Muhammad Salih Hajim)是一位著名的古兰经学者和维吾尔族宗教领袖。他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将古兰经从阿拉伯语翻译成维吾尔语。 2017年底被拘留时,他已经82岁。他的女儿娜孜热. 穆罕默德·萨利(Nezire Muhammad Salih)和其他亲戚也被同时带走。这只是众多类似案例中的一例,大部分宗教领袖的整个家人​​都被带去了集中营。

胡塞恩·卡里·哈吉(Husan Kari Hajim)是克热亚(于田县)清真寺最年长的伊玛目,于2017年失踪,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伊明·达莫拉(Imin Damollam)于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他是毕业于新疆伊斯兰经学院的第一批人,并于1992年被政府指派为克热亚清真寺伊玛目。

阿布杜艾海提.马赫苏姆(Abdulehed Mehsum)是另一位著名的宗教学者,他在被拘留期间死亡。他于2017年11月死于和田县的一个集中营,尽管直到2018年5月才报道死亡。

阿布杜热士德.萨力(Abdurashid Salih)是另一位宗教学者,于2018年6月在伊宁逝世。他是我们在东突厥斯坦尼力卡县的邻居,1996年他访问伊斯坦布尔时,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几天。他的遗体于2018年6月交给家人,他的头上覆盖着一张白纸,上面的血迹从远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家人不允许参加他的葬礼,也不允许触摸其尸体。

还应注意民间社会的打压。这是很早开始的。 阿布力孜.哈吉(Abliz Haji)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布利孜·哈吉(Abliz Haji)是许多致力于重建邻里和乡村清真寺的忠实维吾尔族穆斯林之一。他管理着自愿捐款,用于在和田附近建造一座清真寺。他于2015年被捕。他遭受酷刑迫使他交出捐款人的名字。他拒绝合作,并被判处十年徒刑。

含义

清真寺,圣地/麻扎和公墓的广泛破坏,以及社会上宗教学者和教师的系统性遇害,使一件事非常清楚—毫无疑问,中共政府对于维吾尔族人民未来的目标就是:用逐步加强的迫害方式,从地球上消除维吾尔族的圣地和维吾尔族的宗教习俗,最后导致整个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

我还可以在讨论中进一步谈及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现在我要指出的是,维吾尔人权项目再次呼吁世界教科文组织和有关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种对人类及其信仰的系统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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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吾尔人我有些话想要说

张真瑜, 特邀作者

我的同学Fatih,土耳其人,到加拿大不满一年,是土耳其难民,因为捐助了反对派被当局认定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当局甚至指控他参与了对总理的暗杀行动。他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土耳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在他一家分别流落在德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地。Fatih还告诉我,因为专制的因素,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处境日益变得艰难。

这是我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消息。其实,在新疆已经有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即便他们当中有很多年迈的老人和知识分子,应该不用接受职业培训。可惜大陆人民对这个属于56个民族大家庭,且能歌善舞的民族知之甚少,对于他们现在的处境有选择性的回避,让真相一再被掩盖。

我自己是汉族人,在国内时对维吾尔族的兴趣点仅限于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定期的去巴依老爷撮一顿和憧憬一下去新疆的旅游。在了解到维吾尔人被有计划的进行民族改造,人间惨剧每时每刻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时,不论你是汉族人还是其他民族,从做人的角度而言,良知与正义促使我应该为弱者发声。在此请重温德国的名言:当纳粹逮捕共产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纳粹逮捕社会民主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当纳粹逮捕工会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当纳粹逮捕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逮捕我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抗议。

下面分享几个关于我了解到的新疆故事,为了保护信源我不会提及涉事人的具体身份信息,还请大家理解,同时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出来发声。

2018年世界杯前夕,我所在的公司计划做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营销活动,要求与中国足球相结合,国足只有向下的空间没有向上的空间,所以我将目光转向新疆少年足球队。我首先联系到了一位维吾尔族教练,他当时在内地某一线城市筹款,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想请他来北京面谈,我们承担他们一行人的食宿,教练回复机票很难买只能乘高铁,我当时并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建议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见面,动身前我的策划案因为涉及到新疆这个敏感的区域被叫停了,出于好奇我跟这位教练进行了电话的交流。他说其实也想来北京,因为不仅仅是我们,在北京的很多公司都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碍于维吾尔的身份,教练说机票根本没法买,乘高铁来京意味着要接受数次安检,还有可能被遣返原籍,即便到了还要去当地派出所先行报到。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住店,维吾尔人想在北京入住酒店,如此平常的一个行为都变得尤为困难,同时还免不了被刁难与羞辱。这件事对我触动挺深,不是说56个民族是一家么,我明显感觉到维吾尔族人从口中的同胞变成了现实中的阶级敌人,这种感觉非常糟糕。

2019年春节前后,恰巧联系到我在新疆的一位同学,她在南疆是一名教师,汉族人。除了正常了寒暄,我向她求证现在是否新疆的学校都停止向维吾尔孩子教授维语,因为那时我在海外逐渐了解到维吾尔人的境遇。她回复确实如此,当然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爱国爱党情节,学校不仅不再教维语,学校内也禁止维族学生讲维语,统统说汉语,一切标语都以汉字为准,违规者上到学校领导下到老师学生统统要受处罚。另外,学校政治老师地位很高,且掌管思想意识教学的老师统统为汉人。她的回答让我产生一个疑问,那些教维吾尔语的老师怎么办,答案是这些维语老师因为所谓的业务素质不高,无法胜任新岗位,都去干一些基础工作了。何为基础,比如看学校大门,看学校操场,打扫学校卫生之类的杂活。其实,维吾尔族老师与汉族老师的收入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现在维语老师又被边缘化,我无法想象他们的处境。

掌握维族文化传承的语言老师被迫下岗,我能想到的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可能我读书不多,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不仅维吾尔人遭遇着浩劫,藏人同样处境艰难。在此祝福一位藏族义士扎西文色,扎西文色于,他于2016年初被逮捕,在被抓走的两个月前,他曾出现在《纽约时报》有关藏语教育的一段视频和一篇报道中。他的罪名是“煽动分裂”,俗称煽颠罪,他的职业是一名藏语老师。

以上就是关于新疆我所知道的几件事。我非常认同伊力哈木的观点,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在此为被关押的维族同胞祈福,不是所有的汉人都忽视你们的遭遇,漠视你们的诉求,就算为数不多,我甘愿作为一员为你们发声,不为别的,为正义,为天道。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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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今天看到了一个推,推主说(大意):如果习近平政权把花在阅兵和庆祝的钱,花在改善老百姓生活上,花在贫穷山区农民身上,花在改善边远山区农村教育上,还会有人反对政府吗?政府还用得着动员大家赞美、感恩政府吗?大家不都会自觉地赞美政府伟大吗?

这话貌似特别正确,很多人已经开始点赞转推了。但仔细想一想,首先问一下,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习近平政府花的是谁的钱?

政府自己挣钱吗?是政府自己随意印钱赚来的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政府不挣钱;也不是可以随意印钱花得。政府的钱是来自税收,谁交得税?老百姓交的税!是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交的税支撑着政府,是我们在养活政府,是每一个纳税人在养活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老百姓通过交税的方式,是寄希望于政府做一些凭个人力量无法实施的大型公共工程、福利等。

也就是说,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老百姓得钱,不是政府自己的钱。这个问题一但理清了,再回头看刚才的问题就容易回答了。

如果政府把我们以交税形式交的钱,用到扶持那些贫穷者,用到改善那些边远山区、边区教育等,不是天经地义吗?不是纳税老百姓雇佣官员在做吗?既然是纳税人出钱雇佣的官员,为什么他们拿钱做一点应该的事,还要纳税人赞美他们呢?这合理吗?

自己什么都不出,拿他人的原材料,做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自己吃大头,分给主人一点残羹剩饭,还要赞美他?还要每天感恩他?这对吗?当然不对了,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

拿他人的财产一天、两天还可能情有可原,也可以因为为你做了一顿晚宴还分了一点残羹剩饭而感激;但如果不停地拿,一拿就是70年,还觉得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说,不是拿,而是抢你的家产,霸占你祖辈基业,然后分你一杯羹;不是出于善心,而是为了哄骗,不至于上街闹事、制造麻烦;还要赞美吗,还要感恩吗?

共产党这70年,不就是在抢劫老百姓吗,不就是在抢劫维吾尔人,抢劫图伯特人,抢劫南蒙古人,抢劫中国人吗;先是以国家名义抢劫,然后是假借改革名义,将国家的转为自己的黑帮组织共产党的党产,党魁们及其喽罗们自己的家产。

共产党这70年,为了抢劫,有时大开杀戒,以屠杀财产拥有人,明目张胆的掠夺;如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镇压反革命等;大多时候,以各种美丽名称的政治运动,明抢暗夺老百姓的财产;如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等。

而且,这70年来,大多数时候,共产党都是让绝大多数纳税人——老百姓处于严重饥饿状态,甚至让老百姓自相残杀、饿死;如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纳税人吃饱饭,维持温饱也只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不说边远山区农村,整个共产党统治下,无论是在东突厥斯坦、还是在图伯特、还是在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到今天为止,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吃不饱饭、没有衣服穿是司空见惯了的平常事。

一个自建立起便没有合法性的政府,一个因没有合法性而缺失法理基础的政府,一个血腥暴虐、腐败无能的政府;一个有一群抢劫成性的强盗组成的黑帮政府,在抢劫完了纳税人——老百姓之后,给予一点残羹剩饭,就要老百姓感恩戴德,唱赞歌;这还有点天理吗?

认为一个抢劫自己百姓的强盗集团,如果把抢劫来的财产返还一点,用于维持被抢劫者的最低生活,以便被抢劫者再积蓄更多财产,为未来抢劫准备财务,就应该唱赞歌,这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真是韭菜呀,割了一茬又一茬,还要继续随风起舞、点头哈腰、感恩戴德。

欧洲人几百年前就搞清楚了的一点小道理,我们至今还搞不清楚,理不顺;还在似中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为强盗唱赞歌、感恩;忘了自己是强盗的人质,强盗分一点食物不是为了让人质强壮,而是为了维持生命,继续做人质;失去了人质——纳税人老百姓,习近平政权还能做什么,钱从哪里来?

感恩、赞美抢劫了自己70年的强盗,只有吓得失去了理智,或甘心为奴的人做的到;任何一个心智齐全,有骨气、有尊严的人是不会赞美绑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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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点

祖拜拉.夏木希丁,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9月7日出席纽约每年一次“守护台湾自由”活动之讲话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9月7日出席纽约每年一次“守护台湾自由”活动。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木希丁于2019年9月7日出席纽约每年一次“守护台湾自由”活动之讲话

敬爱的Jenny及其他组织者,

我很荣幸今天能与你们一起参加并支持“守护台湾自由”于中共独裁政权之活动。

台湾目前是个自由的国家。台湾是那些生活在习近平独裁之下大陆民众的自由灯塔;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之地,不必惧怕肯能面临迫害、抓捕、酷刑和失踪。台湾也是中国的未来,腐败官员、政府为后台的精英,以及选出来的“爱国者”也能司法审判;公民不必担忧家会被拆迁,或因其公民权要求被投入黑监狱。台湾是公民可以不必向习近平和共产党叩头就可以实践其宗教信仰的地方。

香港因其一国两制政策,也曾经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当共产党试图通过《送中》实现其控制时,我们见证了香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的壮举。现在已经是三个多月了,抗议者向我们展示了反抗专制时,团结、民众、和民主的力量。

但共产党不会轻易让步;与其听取香港人民的呼声,共产党违背民意,以警察暴力、抓捕、野蛮、恐吓、和僵化回应,并调动了军队。这不是什么人民共和国,这是习近平的独裁。

香港现在是在一个转折点,就如天安门大屠杀;也如2009年7月5日大屠杀是维吾尔人历史的转折点;反抗、镇压、然后是沉寂;过去一再重复;当时镇压时,世界没有作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被失踪;世界以为中国会解决其内部问题并会变好;世界错了。

2009年后,共产党将东突厥斯坦建成了一个最为严密的监控区,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并将超过三百万的人拘押于集中营;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是中国其他地区将要发生的,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这些用于监控之技术,将进入香港(实际上已经在使用)、台湾。

保香港自由,守护台湾自由;一再的事实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承诺不可靠;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我们需要珍视我们的身份、价值、信仰和尊严,我们需要拒绝共产党统治;不要放弃自己的身份;我们必须拥有无论长相、语言、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如何不同,不恐惧迫害的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们需拥有不必担忧家庭被拆散、不被强制婚姻,不因政府官员强行住进家里而失去私人领域,不被强制和压迫者吃、睡的自由;如果我们不保台湾自由,上述将是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自由进入中国,而不是中共渗透自由世界。

台湾曾经是成千上万应享有自由、开放中国人的模范社会;每一个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都应该保护台湾的民主。

现处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与其让台湾成为模范以在中国落实民主,而是想让台湾变成如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和南蒙古一样的中国。

维吾尔、图伯特、蒙古和其他中国民运活动,及目前在东突厥斯坦正在实施的暴行证实,在中共统治下,实现自由、民主、和平、公正、平等,及有尊严的活着都是不可能的。

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命运是连着的;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我们必须共同奋斗,共同努力去实现:

守护台湾自由、保香港自由

让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南蒙古摆脱中共专制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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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伤疤忘了疼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今天早上,到单位不就,碰到了一位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华人同事;稍稍寒暄之后,我问到:“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休假了,去什么地方了吗?”

回答:“回了一趟家,上海。”。“回家了!”我羡慕的回应道。

“怎么样,哪里好吗?上海怎么样?家人都好吧?”我继续问道,急于想得到一点有关那边的消息,尤其是对大规模抓捕维吾尔人,北京、上海这样大都市平民百姓的态度,对集中营、香港抗争的看法。

“一切都好,我认识的人,大多都在谈论去新疆旅游,现在去新疆旅游是热门,我亲戚朋友都说现在那里特别安全,治安特别好。”因为我以前和她谈过维吾尔人问题,同事或多或少也了解一点情况,也知道我对此问题的敏感;她看看我,稍微有点尴尬,紧接着说:“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何安全。”

我有点不舒服,但也知道这位同事是一位岁月静好者;除了过日子,对其他一切什么民主平等等政治议题是一概不关心的;我感叹到:“是啊,把人都抓进去了,当然安全了。”

她以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对我说到:“那里的人不这么说,他们说不是抓捕,是进学习班学习。我家里人也想去新疆旅游;我们说好了下次再回国,我们也要去一趟;过去一直想去,但说听说有恐怖分子,特危险,我们就一直没有敢去。”

我已失去了继续交谈的兴趣,也有点失望;结束了和同事的谈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总有一种堵得感觉。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有点失望、也有点悲观。

人生一大半已结束,回顾走过的路,经历了很多,知道不少,也学到了很多;有喜乐,又痛苦,当然也不乏沉痛的教训。

维吾尔人有句话:“就是驴,也绝不会再走掉进过坑的路。”

在我工作过的石河子技工教师进修学校,有很多捡了一条命的平反前“右派”、“反革命”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北京、上海、天津人。他们当中除了几个极其优秀的醒悟者,对共产暴政深恶痛绝外;大多数是觉得共产党不算太坏,只要再不要有反右、文化大革命似的运动,只要迫害再不要不降临到自己头上,岁月静好是其唯一的祈求。

我一直就不相信一些人散布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会再来的虚幻,一直就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但也绝未曾想到,经历过历次共产党血腥镇压的人们居然会这么健忘!健忘到忘记了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都是先针对一少部分人,再在虚假革命的狂热中将全体裹胁,使每个人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怖中。

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那里的人们对此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相应的高度警惕;但很遗憾,人们又在物质生活的虚幻中,在岁月静好的梦幻中,忘记了过去,忘记了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从身边开始的,是从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批斗,一个个被判刑、一个个被消失开始的;是在他们的沉默中,是在他们不假思索的默认中,在他们明哲保身的精致利己主义中开始的。

我可以试着去理解那些年轻一代,他们在共产党一面倒、单向的政治宣传洗脑中长大,没有经历过那些血腥岁月,不知道政治运动的残酷;但我无法理解那些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一代人,更无法理解那些还在街头、广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的人!?我不想指责他们是“牲人”,但也无法理解他们还不如驴子的思维能力!

那些中老年人,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经历过学习班,进过各类学习班,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的学习班,知道进学习班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不否认,共产党这几年利用宣传手段,成功的丑化了维吾尔人,将全体维吾尔人描绘成了一群残杀无辜的暴力恐怖分子?但稍有头脑的人,稍稍回顾一下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如何在一夜间,成为工贼、叛徒的,王光美是如何成为“梅花党”特务头子的,还有那成千上万无辜的右派、反革命是如何因一句话,一个善意的批评而被发配、判刑的,就应该对共产党的说法理所当然的产生质疑。

我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一个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史无前例人为饥荒,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政治运动,付出了几千万无辜者生命的一个民族,一个尊严和生命被任意剥夺,自由和权利被恶意践踏的民族;居然会装聋作哑,或者是浑浑噩噩,以苟活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践踏他人的尊严上!建立在他人妻离子散的人生悲剧上!

也罢,大概他们是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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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维吾尔政治犯的强迫劳动改造噩梦

塔依尔.哈木提

(讲话稿,是吾尔人、演、人活动家塔依尔.哈木提先生, 2019822日,在公民力量举办发布报告《棉花:每根纤维都充满谎言——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联报告》新闻发布会上的演)

发布报告《棉花:每根纤维都充满谎言——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联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左:Louisa Greve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管);中:塔依尔.哈木提;右:祖拜拉.夏木希丁(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

发布报告《棉花:每根纤维都充满谎言——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工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联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左:Louisa Greve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管);中:塔依尔.哈木提;右:祖拜拉.夏木希丁(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

我是在东突厥斯坦的喀什葛尔长大的。自小时候起,我对父母被迫从事所谓的“义务劳动”(Hashar=强迫劳动)印象非常深刻。每年秋冬,地方政府组织所有农民去挖水渠,捡棉花,开荒等等。这些劳动,他们不但得不到任何劳务费,反而,如果因病或家里有事儿而不能参加,他们就得找一个劳动力顶替或交钱。对此,那些农民苦不堪言。等我上小学,我也开始参加了学校安排的“义务劳动”。每个秋冬,我们也必须去棉花地里捡棉花和提着篮子到处收集动物粪。这种劳动没完没了。当时我对自己发誓,我要好好学习上大学,留在大城市,永远不当农民。

1996年2月,我为了去土耳其留学出境时,以“携带敏感资料出境”的为由被抓。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看守所被关押了十八个月。1997年8月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到了喀什葛尔劳教所。当时,这个劳教所服刑的近350个囚犯几乎都是维吾尔人,其中约230人为政治犯,即因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受惩罚的人。顾名思义,在劳教所,所有人都被迫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刚开始,我和其他人一起到离劳教所不远的戈壁滩挖砾石(sheghil)。除了星期日,每天每人必须完成挖出两平方石子的任务。如果有人完成不了任务,在晚上的总结会上,他就会被警察用电棒挨打。为了完成任务,人人拼命干活,导致身体会遭到摧残。比如,我们每天早晨将腹部紧紧缠上布带以免使劲的时候腹膜(seriq et)破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由于过度使劲,很多人腹膜破裂,劳教所没有医疗服务,他们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一辈子遭受痛苦,有的人就在劳教所里死去,尤其是那些体质弱小的人。

当时,我在看守所里已经呆了一年半,体重下降到了45公斤/99.2lbs,那么重的体力活让我很绝望,我想我可能死在那里了,但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挺过来。后来,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转到一个砖窑厂(xumdan)烧砖(xish pishurush)。由于无法忍受苦力劳动,有些人就会逃跑。但他们一旦被抓住,除了遭受严厉惩罚,刑期就会被翻倍延长。我们有时还会到地里种庄稼,捡棉花,甚至干一些劳教所警察的私人劳务,甚至包括一些家务。

那些劳教人员劳动是强制性的,是免费的,而劳教所用这些人的劳动挣钱。劳教所跟需要劳动力的那些单位签合同,然后用劳教人员的劳动来完成合同。

2017年8月我带着家人逃出中国来到美国,10月我太太的两个弟弟被抓,11月我的一个弟弟被抓,他们和几百万维吾尔人一样,都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这两年来,我们一直牵挂着他们,希望他们平安。一个月前,我们得到消息,我太太的一个弟弟从集中营出来了,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据说,两年来被关在集中营的他,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回家,其它时候要到一个工厂劳动,而且也是强制性的“义务劳动”。他本人和家人也不知道这种免费劳动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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