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一位维吾尔人女士的陈述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两个月前,我的推特多了一个朋友;看名字,是个哈萨克姐妹;很快,这位朋友给我发了私信;然后,通过私信我们交流、认识了,得知她目前人在土耳其。

然后就是偶尔的私信往来,在往来中,她有意无意的提到了她2018年5-6月份回了一趟乌鲁木齐的事,但只是一带而过,没有详细内容;但我有种感觉,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却没有说出来,或说不出来。

为了得到更多、更新鲜有关东突厥斯坦的消息,我冒昧地给她发去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如不介意,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交流,那样方便,也快捷;很快,她在WhatsApp上加了我;我再没有催她,想给她点时间。

大约过了一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她发来短信问我能否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回复可以。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能否知道我给你打电话?”这问题太突然,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告诉她应该没有问题。

电话沉默了一阵后,那边传来女士特有的低沉,稍带沙哑的声音:”我想哭,其实,我每天都在哭,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中;我回乌鲁木齐的经历,我不敢回忆,不敢想;但也挥之不去,像个阴影笼罩着我。”我鼓励她到:“我可以理解,你大概是经历一段可怕的遭遇吧;没事,我听着,你说出来;可能,说出来会好一点。”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缓慢的,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开始了她经历的陈述,“你知道吗,我父亲是个很有名气的维吾尔诗人、作家,在东突厥斯坦文学界也很有名气;我自小上的是汉语学校,和你一样是个民考汉。我早早就下海做生意了,很早就离家闯荡中国各地、中亚各国及土耳其等。我在各国都有朋友,也有很多土耳其、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汉等朋友,因走南闯北做生意,还认识了很多中国各界汉人官商大佬;我一直以为自己出身名门,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语,认识各国官商大佬,官场能力无限,应该能应付一切。”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继续道:“直到上一次,大概也是我最后一次回乌鲁木齐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可以说,我被彻底击垮了;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也那么对待我,我的那些官商朋友也无力回天,根本就帮不上忙;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为什么?”然后是啜泣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苍白无力的安慰说:“别难过,别哭;慢慢说,说出来就好了。”

“我还是从上上次的回乌鲁木齐说起吧。2017年的年底我因为公司事物回乌鲁木齐,一到机场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你大概想不到,我很早就把我的民族改成了哈萨克,我拿的也是哈萨克斯坦护照;你知道吗,当时,我只是图方便,把民族改了,拿了哈萨克斯坦护照;但我一点没有想到,哈萨克斯坦护照救了我;在海关,我被带到了一间房子里,那里早已聚集了好几十位维吾尔男女老少,一会儿来了几个警察,把那些男的都非常粗暴的推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7-8位维吾尔女士;一会儿,又来了几个男女警察,更为粗暴、不由分说的要那几位女士脱衣服,要脱光,他们要检查;我看到那些维吾尔女士都非常顺从得脱下了衣服、只剩内裤和胸罩,她们不知是因为羞辱、还是因为冷,看得出来身体在瑟瑟发抖,但都毫无表情默默地低着头站着;你知道吗?那一场景让我如梦初醒,永远难忘;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侮辱了,我觉得我也已经被脱光,我也赤身裸体站在她们中间;其实,当时,我真的是希望自己也和那些被脱光的维吾尔女士在一起,那可能会稍微减轻点我的羞辱感。”

“突然,一位警察喊着我的名字说到:你,你过来;我也开始身体发抖,慢慢地、几乎是拖着脚步极其艰难的走到他的前面;他指着外面说到:你出去,派出所警察来接你了。我没有敢回头看那些站着的维吾尔女士,低着头走出了房间。”

“外面站着的是我认识的,我家小区派出所的一个哈萨克警察;我似乎看到了亲人,想要冲到他怀里大哭一场;他似乎感觉到了,像是躲瘟疫一样,一脸很严肃、很横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派出所谈话。然后,看也没有看我,就押着我走出了机场。”

“上到派出所警车里,哈萨克警察对我说: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你要来,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幸亏我来的快,要不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这样,我现在带你去派出所登记,过一下程序,但你不能回家住,你必须住在自治区制定外国人住的宾馆;你也不能开你自己的车,也不能使用你过去在这里登记的手机;也不要给这里的亲人打电话;千万记住我告诉你的这些话,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你的亲人找麻烦;一旦你被国安、国保或连我们都搞不清的其他人抓进去了,如果我们及时得不到消息,不能及时找到你的话,后果就很严重。”

“我脑海里还是那几个维吾尔女士赤裸的身体和她们无奈的顺从、沉默,及其给我带来的羞辱、委屈,我只是不停地机械地点头。”

“派出所里的谈话实际上也并不如我所期盼的那么轻松,尽管是认识的警察,似乎也带着朋友的关怀;但明显的那并不是谈话,是审讯;大概警察也要自保吧。”

“自机场那一幕起,我已经没有了过去每次回家时的兴奋和到家的感觉;枯燥而又沉重的审讯在不停的重复中持续了将近四个多小时;走出派出所,我早已经是又饿又累、心情沉重;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似乎来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一个恐怖的黑森林,不知道吃人的野兽会从哪个角落冲出来吞噬我。”

“更认不出这是自己曾经的家园,是父母养育我的故乡;这里已经变得既陌生又冷酷,充满了羞辱与荒谬、无耻。我好不容于挡了个出租车,找到了指定外国人住的宾馆;但这里又是一场不亚于派出所的审问,又是近一个多小时的前厅工作人员问话。”

“拿到钥匙,开房门,屁股还未坐热,纷乱的思绪还未收拢来,又有人敲门了;打开门又是警察,是附近派出所的;又是一个多小时同样一些问题的重复审讯、登记。”

“警察走了之后,尽管肚子很饿,但也不想出去,害怕、恐惧笼罩着;我也没有敢给任何亲戚打电话联系,包括和我最亲的姐姐;我只给几个汉人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到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在宾馆等他们来接。”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汉人女士,我的商业合作伙伴,也算是我的朋友,她来接我;但一路上,只要有检查站,我们俩总是被分开;汉人朋友可以不检查、或装模做样的检查一下她;轮到我就是特别待遇,搜身、问话等等;每次检查完,备受羞辱的我,当万般无奈的看那位汉人朋友时,她也只是略微尴尬的笑一笑。”

“当天,搞完了公司业务的洽谈后,我请求我的汉人朋友开车把我送到姐姐家;这之前,我借用汉人朋友的手机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下午完事后去她家看她和其他亲人;但第一次,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姐姐说话有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告诉她晚上见面再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下午,我来到了姐姐家,家里只有姐姐、姐夫和她们的两个孩子,其他亲戚一个都没有来;我有点奇怪,还未等我发问,姐姐示意我跟她走到厨房;只见姐姐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流着,然后,贴近我耳朵小声说道:‘妹妹,我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来看你,这里形势不好,你最好尽快离开,再不要回来了;这里一切都变了,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也都非常的害怕,妹妹;国外有亲人的是重点,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你是我亲妹妹,但难说不会有人打小报告,我怕我们会被抓进去,请你原谅我;还有,爸爸留下的那些维吾尔语的书籍,你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你看能否乘人不注意,帮我扔到街头公共垃圾箱里?’“

“我姐姐从小就胆小,谨小慎微,但我觉得她也有点太胆小了;那都是父亲一生收藏的书本啊,父亲曾一再叮嘱我们,什么都可以扔,但书本不能扔;那是知识,是历史,是传统,是维吾尔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大概是看到我有点生气吧, 姐姐小声说道:‘你不知道妹妹,现在是一天一个政策,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本维吾尔语的书会被定为禁书;家里有禁书被抓走的不少呢,我们都害怕呀,妹妹,害怕,你知道吗?请你理解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可怜的姐姐那恐惧、祈求的双眼;我只好点点头说:‘好吧,我帮你处理爸爸的书。’ ”

“姐姐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出来,欲言又止;我说:‘姐姐,你有话就直说,别犹犹豫豫的,我们是亲姐妹,什么话不能直说呢。’ 姐姐稍微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妹妹,晚上吃完饭,你还是回到宾馆住吧,家里有点吵,可能会影响你休息。’我突然领悟到了姐姐的意思,她是害怕我住到她家;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了,再害怕我也是她妹妹呀,姐姐怎么能这样呢;但我还是极力装作没事,尽可能以坦然的口气说:‘没事姐姐,我正好晚上和生意伙伴有活动,也正想着怎么告诉你早点离开呢,我一会儿就走。’”

“大家都陷入了一种无声的尴尬,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姐姐几乎是在沉默中开始做抓饭,我和姐夫勉强东拉西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就没话说了;姐姐的两个孩子似乎也突然长大成熟了,也都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和我只是简单问候一阵之后,就说要写作业,各自进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开始默默地走到书架前查看爸爸留下的书;看着那些散发着重重油墨味儿的书,那一本都重要,但我无法全部带走,必须选择;我再三挑选,选了十来本自认重要的、有着父亲签名的书,我把书小心翼翼地装到姐夫递过来的一个小包里;这时,姐姐喊吃饭了;大家就围坐在一起,几乎是默默地吃完了饭。”

“饭后,我打破沉默对姐姐说:‘姐,我该走了,得回宾馆,我的合作伙伴肯定等急了。’姐姐、姐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也未挽留;我一站起来,姐姐就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似乎怕我跑了似的,一直握着把我送到了门口;当我回头看她时,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泪水,看到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哭出声来,我说到:‘再见姐姐,保重!’姐姐一下子把我拉到了怀里,再一次紧紧地抱着我,把头放在我肩上,极力压低声音、极其伤心地哭起来;我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我从未见姐姐这么伤心的哭过;这哭声让我揪心、难过,也想哭;但我还是控制住自己,抱紧姐姐对她耳语说:‘姐姐,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比这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不要哭;我还会再来看你。’姐姐立即回答说:‘别,妹妹,别回来,千万别再回来!’”

“离开乌鲁木齐之前,我和一位可以信任的汉人生意伙伴一起,有她开车,匆匆忙忙去了两趟姐姐家;按约好的,主要是将一些爸爸留下的维吾尔语书籍拿走;一些书,我亲手扔到了街头公共垃圾箱;你知道吗,每次扔书,我都有一种揪心的感觉;我的心在流泪,与其说是流泪,还不如说是流血,似乎我是在扔掉爸爸留给我们的最后留恋,最后思念;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烧书的事,但这回我经历了过去,但就我来说,比过去还可怕!你要亲手扔掉你父母留下的、他们曾经珍爱过的书本啊!”

“每次见到姐姐,她都是那副惊恐的模样,每次离开前,象是永远的告别;让我揪心,让我痛。”

“就这样,本来打算要待一段时间的我,在害怕与恐惧中结束了商业上的洽谈,告别姐姐和亲人,告别自小长大的乌鲁木齐,带着羞辱和忧虑,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匆匆地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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