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一个维吾尔女士的陈述(续)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回到哈萨克斯坦,回到家;关上自己的家门,长长地舒一口气,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还是乌鲁木齐之行那几天,以及姐姐那惊恐的眼睛和那诀别的哭泣,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耳边;一两个星期,一直处于一种噩梦刚醒来的感觉,惶恐、惊悚,及庆幸那只是一场噩梦的苦涩;我第一次感到哈萨克斯坦才是我的家,我的栖身之地。”

“我试图忘记那一段噩梦似的经历,尽可能使自己忙于工作;然而,我身边的人,大多是做边境贸易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而每天,他们带来的消息要么是谁的朋友失踪了,要么是谁的亲人被抓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可怕,什么南部农村维吾尔人被整村、整村的关进了再教育中心,家里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连孩子都没有人照看了;什么维吾尔知识分子也开始被抓捕、失踪,都是些很有名气的诗人、作家,其中还有一些是我父亲的朋友、同事、学生;再往后,就是谁家的亲人死在了关押中,尸体没有了等等的消息”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更有甚者,和我做同样生意的维吾尔伙伴当中,有几个持中国护照的,说是家里要求一定回一趟家;就把哈萨克斯坦的生意交代给我们几个合伙人,先后都回了中国;他们过了边境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几个大活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没有能回到哈萨克斯坦;打他们的电话,回答都是空号。后来经过辗转途径我们得知他们也没有回家;也就是说,这几名维吾尔人就此失踪了。”

“这更使我忧心忡忡,担心我在乌鲁木齐的亲人,特别是我姐姐;这期间,我多数时候是用我的中国手机发微信向姐姐问好,也顺带问询其他亲朋好友的消息,偶尔也打电话;过去,本来我们姐妹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一直聊到电话没电了为止;但自从那次乌鲁木齐之行回来后,我也开始有点犹豫了,可以说害怕给姐姐打电话,害怕听到什么噩耗,也怕听到姐姐那带着哭腔的低声细语。”

“和姐姐几次通话之后发现,每次都是我在说话,姐姐只是在那儿嗯嗯啊啊,最多是:我们都很好,不用担心;很明显,姐姐害怕,她在等我挂断电话。慢慢的,通话少了;只多在微信上留个言,问个好;或者发个问候表情。”

“过去电话视频一打通,争着、吵着要和我说话的侄子们,偶尔和我开开玩笑的姐夫,也都没有了;视频聊天成了过去;接电话,再也没有人说维吾尔语的萨拉姆了;开始说你好或者用汉语问候了。”

“你知道吗?过去,大概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和姐姐及亲朋好友聊天、视频,而且几乎是随叫随到的电话、视频聊天,我没有过太多的异国他乡感觉,也没有经历过那种折磨人的孤独;但这次回来后,特别是伴随和家人、朋友的电话联系的减少直至最后的沉寂;我时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孤独笼罩,不能自拔,只想哭;有时我会坐在家里,几个小时呆呆的看着父母的遗像,及其他兄弟姐妹、朋友们的照片默默的哭;可以说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想哭,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与孤独中。”

“日历很快转到了2018年。因为阿拉木图离边境不太远,而且在哈萨克斯坦做生意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包括汉人大多也都住在阿拉木图附近的缘故吧;新年一过,小道消息,各种令人害怕、担忧的噩耗越来越多;今天是教育厅厅长被抓的消息,明天是新大、医科大校长被抓的消息,后天是作家、诗人、歌唱家被抓的消息;总之都是维吾尔人,尤其是一些维吾尔名人被抓捕、关押的消息。”

“我开始担心姐姐、姐夫了;姐姐一直就在乌鲁木齐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姐夫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可以说都是些本分人。但从那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恐怖,包括那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共产党红人的一些维吾尔人也开始被抓,还传说有的已经死在了监狱。我怕姐姐、或姐夫会出事,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把姐姐家那些爸爸的书全部帮她扔掉,特别后悔为什么在哈萨克警察朋友强调了少去、或别去亲人家的情况下,还去了姐姐家几次。”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总有一种会出事的感觉。大约是在四月底的一天,我早上醒来,查看手机;发现姐姐没有回复我前一天的问候,心里有点担心,但自己安慰自己,可能太忙没有看到,再等等;一天、两天、到第三天;我感觉不对劲,因为姐姐从来都是我这边一发信息,她那边就立即回复;偶尔,也只是当天晚上晚一点,或在特别情况下,是在第二天的大早晨回复;三天都不回复,从未发生过;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给姐姐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再给姐夫打,还是没有人接;我开始害怕了,我抱着电话一边哭,一边给朋友打电话,但也是没有人接电话。”

“我泪眼模糊的翻着电话本寻找那些能帮忙的人,突然,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的号码出现了在眼前;我如获至宝,赶紧给他打电话。“

“电话通了,我刚开始说话,他就打断我说到:‘打我的办公室号码。’然后就挂断了。我再拨他的办公室号码,打通了;我和他哭着讲了我和姐姐联系不上,担心她是否出事了,祈求他能否帮忙查一下。”

“他稍微沉默了一刻,告诉我:‘别急,我帮你查一下;对了,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给你打过去。’我赶紧说:‘行,我等你的电话。’”

“下午再继续给姐姐打、姐夫打;突然,姐夫的电话打通了;我赶紧问你们还好吗?姐姐怎么不回我信息,你们怎么都不接……?话还没有说完,姐夫急切的打断了:‘我们都很好,你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你姐姐去参加学习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你姐姐去参加学习……,再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匆匆挂断电话……;这一切告诉我,姐姐出事了;这里有关再教育营的消息早已满天飞;什么只有进、没有出;甚至,有的维吾尔人进再教育营后,过一段时间,家人收到的是一份冰冷的死亡通知书,连尸体都没有。越想越可怕,姐姐身体太瘦弱,肯定受不了再教育营的虐待。“

“该怎么办,还是先等一下那位警察朋友的电话,他应该能有一些准确消息。等待最令人难受,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令人万般折磨、难熬的等待。那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房子里从这间屋房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不时看一看墙上父母姊妹的照片,然后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停的流;晚上我是几点睡的,自己也不知道;早上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手机就在身边;赶紧查看手机,还是没有电话;洗脸、洗漱继续那漫长煎熬的等待。”

“又一天过去了。又是下午了,我几乎要失去控制了,要急疯了;电话突然响了,拿起一看,是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打来的。我急忙接通了电话,那边传来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熟悉的声音:‘你不要着急,我打听到了,你姐姐现在在拘留中心被调查,可能要转送再教育中心,我还没有搞清原因;我在找人,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但我的建议是你赶紧找你的汉人朋友帮忙;最好是找你姐姐单位的领导,要是他们能出面作保,你姐姐应该可以不去再教育中心;但一定要快,晚了,一旦转到再教育中心就不好办了。抱歉,我帮不上更多的忙;记住,不要给我打电话,有新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再见。’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电话就断了。“

“放下电话,我一点、一点回味刚才电话里的信息;拘留中心?那不就意味着姐姐被抓了吗!找人,要找汉人朋友帮忙,最好是姐姐单位里的领导。“

“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京当官的一位汉人朋友,他是自维吾尔自治区升官到北京的,不仅有权势的,而且在维吾尔自治区有很多老部下、朋友;几年前,我曾经帮他安排他的孩子就读哈萨克斯坦一个名大学,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相当好。我立即拨打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我告诉了他姐姐被抓的事情;请求他帮忙!他听完,叹了一口气说:‘别急,让我想想办法;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姐姐他们也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想要把维族都推到分裂分子哪里去吗?这样吧,给我一两天时间,我找一下我的老部下及其他朋友,了解一下情况,我会尽力帮你的,你千万别着急!“

“我又给我在乌鲁木齐的商业伙伴打电话,让他们也想一想办法,让他们找一找有谁认识姐姐单位的领导,找关系好一点的,花多少钱都行。就这样,我抱着电话在煎熬中度过了我这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天“

“一两天后,北京的朋友打来了电话,他说:‘事情不太好办,那里的情况极为复杂,而且很多单位都换了人,有点难度;不过,我通过朋友找到了你姐姐单位的领导,稍微了解了一下你姐姐及她家的情况;我看最好还是让你姐夫出面找你姐姐单位领导说一说。你呢,现在就在哈萨克斯坦呆着,记住,千万别去乌鲁木齐,你就是去了也不一定能帮上忙;你就呆在哈萨克斯坦通过你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你姐姐单位领导打点、打点,他们出面作保,把你姐姐保出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在这边也会尽力。”

“我找到一个在阿拉木图做生意的汉人朋友,用他的中国手机在离边境很近的地方给姐夫打电话;在边境打电话,那边显示是伊犁;姐夫一接电话,不等他开口,我就告诉他赶快找姐姐单位领导将姐姐保出来,花多少钱都行,我的律师朋友会给他送去一些钱,尽管花,一定要把姐姐保出来。姐夫嗯嗯了两声就把电话又挂断了。“

“和姐夫通完话,就赶紧给乌鲁木齐我的合伙公司律师朋友打电话,要她给我姐夫送点钱过去;之后,我第一次稍微送了一口气。“

“接着几天,就是不停的打电话找人;可以说只有汉人朋友的电话可以畅通无阻、无所顾忌,谈话也没有那么多顾虑,其他民族的朋友,维吾尔、还是哈萨克,不管是警察还是官员,拿起电话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多说话。“

“在煎熬、忙碌中度过了一周多,阿拉木图、北京、乌鲁木齐,电话、信息不停;最后,大约是我得到姐姐被送去学习消息之后的第三周,5月初,我在乌鲁木齐合伙公司的律师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姐姐出来了!’我高兴的流着泪对朋友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朋友打断我说到:‘古丽你先听,你姐姐是昨天下午回的家,现在在家里休息,听他单位领导说,休息一段时间后,你姐姐要下基层去南疆,时间可能会很长,听说一般是两三年。’‘什么?下基层、两三年?’我懵了。“

“高兴没有持续几分钟,南疆基层……两三年……,我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一趟,亲眼见一见姐姐,在姐姐去南疆之前去和她见个面。主意已定,我开始做准备了。”

“说心里话,要不是姐姐,我是一点都不想再踏上那块儿土地;但为了姐姐,无论如何我都得去一趟;再见姐姐一面,什么屈辱、侮辱我都无所谓了。”

“尽管做好了自入关开始,再一次经历令人屈辱的搜查、审讯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心里害怕、紧张、恐惧;一想到那脱衣检查和凶神恶煞般的中国警察嘴脸,我身体马上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正在犹豫是否给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打个电话,他自己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姐姐回家的消息,我怯怯地告诉他我准备去乌鲁木齐见姐姐,问他能不能帮忙到机场接我一下,他犹豫了一下,说:‘行,我去接你,告诉我你的航班,到达时间。”

“订票之前,我一一和朋友商量好了到达乌鲁木齐后的安排;北京的朋友来电再三委婉地告诉我到乌鲁木齐后,不要和维吾尔亲朋好友见面联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姐姐见完面之后,就赶紧返回哈萨克斯坦。”

“就这样,我犹犹豫豫、胆颤心惊的,再一次于2018年5月中旬来到了乌鲁木齐。海关手续对维吾尔人更为可怕;过去入关时,偶尔还有海关人员和我开开玩笑,现在一个一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似乎每一个手持外国护照进入乌鲁木齐的人都是敌人,每一个手持中国护照返回自己家园的维吾尔、哈萨克人都是敌人,时刻准备抓捕!”

“我大概是因为有那位哈萨克警察朋友、一位我们乌鲁木齐合伙公司的汉人律师及北京朋友的老部下等来接,待遇稍微好了一点;只是被带到一间隔离室被审问了约一个小时来乌鲁木齐的目的,准备呆几天,会见谁,这边有没有亲人等;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公司事务来的,看情况大约要呆几天,只和公司相关人员见面,这边没有亲人。就这样,在那些海关警察虎视眈眈的疑虑目光中,我颤颤兢兢,几乎是在几个接机的汉人朋友的搀扶下走出了乌鲁木齐机场。”

“走出机场,哈萨克警察朋友匆匆告辞走了;走之前,他把我叫到旁边告诉我千万不要和姐姐家人联系,有事找他的话,就用汉人朋友的电话联系;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有担忧,似乎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最后,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照顾好自己,尽快安排和姐姐见面,然后立即返回哈萨克斯坦。’ 不知是因为在帮助我而担心,还是他也有自己的什么心事,他一脸的忧郁。”

“尽管有汉人律师朋友的陪伴,到宾馆的登记入住,还是和前一次一样,逃脱不了那令人心烦意乱、万般屈辱无奈的前台审问,以及随后的附近派出所警察折磨人的重复盘问。”

“安顿下来后,我和律师朋友商量了一下见姐姐的事宜;她告诉我见面安排在一家比较高档的宾馆餐厅雅座;她会来接我去那家宾馆。姐姐单位的一位汉人朋友负责将姐姐接到那家宾馆餐厅。朋友再三叮嘱我,见到姐姐后,好好聊一聊,但时间不宜太长。一想到明天要和姐姐见面,心里甜酸苦辣五味杂陈,但一想到要在餐厅见面,而不是家,令我难过伤心,且难于接受和想象。”

“第二天更是难熬,我几乎是在等待的焦虑和期盼中度过的,一直在想象着姐姐现在的样子,瘦了?精神怎么样?以及我们姐妹相见时的欢乐与痛苦;总算等到了晚上,我迫不及待的和律师朋友提前来到了要和姐姐见面的那家宾馆雅座等待。“

“大约半小时后,一个汉人几乎是搀扶着一位颤颤悠悠的女士走进了雅座;咋一看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走错了门呢?再看,那是我姐姐!我再怎么想象也没有想象到姐姐会突然变得这么瘦弱、老态!那一头秀发怎么也没有了!姐姐!妹妹!我冲过去抱住了姐姐,她似乎要摔倒,微微颤颤的,摇摇晃晃站不住!姐姐哭不出声来,声音嘶哑;她的身体在我怀里剧烈的颤抖着,手却紧紧地、紧紧地抱着我,似乎一松手我会跑了。“

“不知什么时候,律师朋友把雅座的的电视打开了,声音不小;她走到我们跟前,对我轻轻的说道:“古丽,让你姐姐坐下,你们聊一会儿;我和朋友出去到前台点菜,我会把门关上,不会有人来打搅你们,姐妹俩好好聊一会儿。记住,千万别关电视!”

“我让姐姐坐下,她还是两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还在哭。我极力控制住自己,擦干泪水,勉强挤出一点笑容,两手捧着姐姐的脸,看着她说到:‘别哭姐姐,你还好吗?姐夫他们好吗?姐姐你的头发呢?’姐姐泪眼汪汪的看着我,哭得更厉害了。说实话,看到姐姐的样子,立马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几年前看过的《钢琴家》电影里的华沙集中营犹太人形象。我轻轻的擦拭着几个月不见,变得骨瘦如柴的姐姐的泪眼,说着一些安慰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两位汉人朋友回来了,姐姐单位的那位说:‘古丽,你姐姐过几天要去南疆下基层,大约是三年,这也是给你姐姐一个机会;你姐姐的头发是在拘留所剃掉的,那是拘留所的规矩,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们俩再聊几分钟,我还得把你姐姐送回去。‘我看看我的律师朋友,几乎是祈求的说到:’请你们帮个忙,我们再见一次面,明后天行吗?今天姐姐的情绪特别不稳,她一直在哭,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想和她说几句话。‘律师朋友:’古丽,今天就这样吧,我和朋友商量商量,我们尽可能再安排你们见一面。‘律师朋友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姐姐单位那位女士,她也点了点头。”

“姐姐不想离开,我也不想让她走,她紧紧地抱着我;但考虑到姐姐的安全,我强忍着泪水,控制着自己,让她单位的那位女士几乎是把她从我怀里强行拽走了。看着姐姐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的离去,等雅座的门一关上,我立即瘫坐在椅子上,不由自主的放声大哭,这是什么世道啊?我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回到了眼见骨肉分离、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个冷酷年代?”

“律师朋友把电视声音放大,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到:‘古丽,别哭,这一切都会过去,慢慢都会好的;这不,今天姐姐也见到了不是吗?我还会尽力帮你安排再见一次面,我保证。’”

“大约是过了两天吧,在朋友的安排下,我和姐姐又在那个餐厅雅座见了一面。这次姐姐情绪比上次要好一点;但姐姐还是那么虚弱,也还是在单位那位女士的搀扶下来的;姐姐精神上似乎已经被彻底击垮了,对生活一切都没有了信心;她不停地小声叮嘱我:千万再不要来乌鲁木齐,保重自己。”

“我说等你从南疆回来,我还会再来看你;姐姐抬头看看我、轻轻靠近我耳边说:‘妹妹,你以为他们真的会让我们回来吗?他们这是在清除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我们这一去,能活着再见到你就是万幸了!妹妹,我爱你!谢谢你把我从拘留所里救出来;如果再晚一点,恐怕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姐姐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我倾诉,继续轻轻的对我说:‘那里面太可怕了,妹妹;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每天三顿,每顿只有一个馍馍和一碗水,根本吃不饱;打骂侮辱每天有,似乎是有意要折磨我们,还有长时间的夜间审讯,一句话说错就打骂、坐老虎凳;大早晨排队升旗、唱歌,然后就是学习,还要背诵习近平讲话。你知道吗?那里面关押者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好多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一天,在我被拉去审讯室,我在走道里见到了父亲的一位诗人学生,他满脸血迹,几乎是被拖着拉走了。他们看样子是要彻底清除我们。’”

“一会儿,时间又到了;我和姐姐再一次告别的时刻到了;这次,说实话,一种预感告诉我,这是我们的永别!我再一次紧紧地抱着姐姐,亲吻着她的脸、头发,眼泪也不由自主的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轻轻说着,姐姐、姐姐!姐姐把我抱得更紧了,她不停地在我耳边说:保重妹妹、保重!我看着姐姐被单位那位女士又一次强拉着离开了!姐姐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凄凄惨惨的离开的。”

“那一晚,我也是一路哭着回到宾馆,哭着入睡。第二天,律师朋友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第一次带着一种绝望的凄楚飞离乌鲁木齐——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孤独的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但我忘不了和姐姐告别的那个凄楚场面!姐姐那轻轻的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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