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的人权桂冠与“分裂国家罪” 的孰是孰非 --专访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迪里夏提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迪里夏提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Marion Chen,自由记者

2016年10月11日晚,享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Martin Ennals Award)颁奖典礼在瑞士举行。该奖项颁发给了因“分裂国家罪”被囚禁在狱的中国大陆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创立於1993年,用已故英国人权活动家马丁·恩纳尔斯的名字命名,评委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10大国际人权组织。这一奖项对伊力哈木促进地区和族群间和平共存的努力给予了最高的肯定。颁奖当天,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伊力哈木获得此奖给予了高度评价。

该奖项的颁发,引发中共当局对西方社会的不满。BBC报导称,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星期叁(12日)批评西方社会“专挑中国’蹲监狱的’”颁奖,“找中国麻烦”。为此,本报记者就伊力哈木获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作了专访。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共当局囚禁伊力哈木的原因?

迪里夏提:伊力哈木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在为维吾尔人争取平等、言论自由等方面,包括维吾尔族的生存,信仰, 文化等权利,向北京发出了和平的建议音。

中共政府对伊力哈木的重判,实际是为了以此方式来恐吓所有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达到其噤声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中共当局最担心的,是知识分子针对中共推行的针对维吾尔民族的特定政策所发出的反抗声音。

对伊力哈木的重判,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司法的亵渎,而且完全是出於北京的政治利益需要。

伊力哈木任教中央民族大学期间,建立了一个维吾尔在线网站。通过该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维吾尔人的处境,并通过网络进行和平沟通。由於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所采取的特定政策,担忧这样的平台会引发更多的人了解维吾尔人遭遇的历史真相,了解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的政治动机,给中共当局带来政治不利。

伊力哈木构建的网络平台,无非是更多的增进中国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而这种了解却恰恰触及到了北京的政治底线。因此,伊力哈木遭到中共特定的政治判决--终身监禁。

实际上,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因言论或不同观点而遭致终身监禁的案例。这的确是一个极端的判决。相较於中国大陆其他知识分子因言治罪的案例,伊力哈木遭到终身监禁的判决,典型的体现了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民族带有敌意心态,在判刑过程中采取典型的双重标準。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司法不健全、司法目的是服务於政治的前提下,也是采取的双重标準。

记者:您认为伊力哈木的获奖对中共当局会产生哪些影响?

迪里夏提:此次伊力哈木的获奖,是对他行使言论自由和推行国际普世价值的努力的肯定,同时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他遭到终身监禁的境况的关注,维吾尔族人遭到中共系统性迫害的现状也会因此而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

伊利哈木的获得人权奖,是对中共当局宣称改善人权的巨大讽刺。中共的政治体系,是一个言论与言行均相自我矛盾的体系,从来就没有在国际上履行过对改善人权所做的任何承诺。伊利哈木在其遭受监禁期间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说明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了中共当局是一个系统性迫害人权的专制政权。

我相信,此次伊利哈木的获奖,会更多的引起国际社会对他处境的关注,对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的关注。

我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不要仅仅停留在颁发这个奖项上,而停止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中共现在正在成功的通过经济利益的手段,分化尊重人权的西方国家。

中共当局应该因此而反省对维吾尔族的政策。能否释放伊力哈木,是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北京与维吾尔族之间长期争议的问题的体现,也是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在国际社会兑现对人权问题的承诺的体现。何去何从,取决於北京是否拥有善意。

我认为,该奖项对中共当局是一种外交上的压力。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而这个人权奖却是在联合国总部颁发的,这是对中共当局的巨大讽刺,应该引起中共当局的惊醒,反思对伊力哈木的政治判决,无罪释放伊力哈木。这对北京在国际上重塑正面形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中共当局不应该过激的抨击这个获奖,而是应该感到欣慰。但从其过激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是没有诚意的,相反一直在为自己践踏人权寻找藉口。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共当局定义的“疆独”概念?

迪里夏提:实际上这是中共当局在推卸自身迫害维吾尔族的责任的一种说词,当地的动盪和北京的挑釁有著直接的关係。

这是历史遗留的争议问题。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争取自己政治归宿的权利,更何况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依据联合国人权宪章,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维吾尔人想要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我认为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规定和精神的。所谓“疆独”,实际是中共当局在推卸自身引发当地动盪的政治责任,也是在歪曲民族自决的权利的内涵和意义,是在剥夺维吾尔人履行和行使民主自决的权利。

我认为,行使民族自决权来选择本民族的政治归宿,其最佳方式是进行公投。

中共为了剥夺维吾尔人的自决权,采取了一些系统性的压制,甚至采取了军事镇压的方式,这完全是在歪曲维吾尔族人民和平寻求自己政治归宿的权利。

尤其近百年来,维吾尔族和汉族,无论在文化、信仰和历史背景等方面都一直存在著争议。也许,这对中国人(汉人)来讲可能很难理解。

“新疆”顾名思义,就是新的疆域的意思。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就是一个新取的名称,而非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一致在寻求自己的政治归宿。维吾尔人的政治独立运动不是“疆独”,準确的讲,其政治独立运动应属於复国运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末,我们成立过两次共和国。实际上,“疆独”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就是复国。我们成立过自己的共和国,我们有过自己的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甚至有过我们自己的民族军。準确的讲,我们的政治运动叫维吾尔复国运动。

记者:伊力哈木的获奖对维汉和平共处的贡献是什麽?

迪里夏提:伊力哈木本人和中国的精英层是有所接触的。他的获奖,不仅维吾尔人为此感到欣慰,我也注意到,中国的精英们也非常欢迎他能获得最高的人权奖。可见伊力哈木所构建的沟通平台,起到了一定的效应。然而,这样的效应却正好触及到了中共当局打击维吾尔所设定的政治框架。他的获奖,不仅是获得了国际的肯定,同时也赢得了中国精英们的认可。

记者:维吾尔族的复国对维汉民族问题的解决有什麽意义?

迪里夏提:所有民族和平共存的问题,其前提是民族的自决权应得到应有的尊重。维汉之间的问题也是如此。

我们愿意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进行全民公投来决定维吾尔族的政治归宿。只有首先获得主权,不被奴役,才有可能谈及和平共存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争取我们应有的这样一个权利。

其次,我希望汉族的精英们能够理解,这是联合国人权宪章所规定的权利,是每个民族应该享有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尊重我们民族自决、选择自己政治归宿的权利。这是个前提。公投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尊重民意。

维汉之间的关係,取决於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能否从理性的角度上看待维吾尔人追求摆脱现状、寻求自己政治归宿的诉求,能否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联合国所赐予的、每个民族都应享有的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

记者:“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对西方社会看待中共当局的人权状况的具有什麽意义?

迪里夏提:伊利哈木获得该奖,能够普遍引起西方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广泛关注。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中共正在成功的分化西方,通过经济利益在西方进行渗透,导致西方无法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人权问题发出统一的声音。

希望该奖项能够提醒西方,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而默认中共对人权这个普世的价值的践踏,这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价值底线的挑战。

伊利哈木的获奖,希望能唤醒西方,必须重新认识中共当局。於中共当局的合作,无论是在经济、外交、政治等各个领域,首先必须确认的是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反之西方自身的价值体系将会因此而遭损毁。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失衡。

在中国人权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对於中共所施加的压力,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而是因该避免被中共利用经济所进行的分化,从而使西方能够发出统一的声音。

希望这个奖项能够起到让西方警觉:中共不仅是在系统性的针对维吾尔族人进行迫害,对其他信仰也在同样是进行著系统性的迫害,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现状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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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请不要再让维吾尔人绝望

IlhamTohtiBayraq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一位刚从东突厥斯坦来的、忧国忧民维吾尔知识分子相遇。

在短暂交谈中,我听完他对东突厥斯坦目前形势极其绝望、悲剧性描述之后,在沉重的呼吸中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他非常爽快的说:“问吧,大哥;我进我所能、就我所了解回答你。”

我问他处于他所描述那么一种绝望、严厉、几乎令人窒息的独裁殖民控制中,维吾尔人、以及维吾尔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机会、还有胆量在一些私人场合公开探讨民族问题、探讨民族的未来出路。

他看了我一眼,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当然啦,在我们的私人聚会中我们还是会谈论民族问题。大哥,记住,和以往你在祖国的时候一样,任何维吾尔人的私人聚会,都要从谈论民族问题、维吾尔民族的出路开始。当然,有些场合的谈论隐晦一些,有些场合的公开一些;谈论问题的尖锐、激烈程度,取决于聚会场所和在座人员。但是,可以肯定,维吾尔人的任何聚会都离不开维吾尔问题及其出路的探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又问:“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未来东突厥斯坦境内的维吾尔人及维吾尔知识分子怎么看。”

他停顿了一下说到:“7.5之后,大多数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是彻底的失望了,包括那些过去认为是地方汉人官员太坏,中央应该是好的;只要中央认识到在东突厥斯坦的政策有问题,就会有改变;也就是维吾尔人当中,那部分对中共政权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的、被我们维吾尔人骂为中共狗腿子的维吾尔人也都对政府彻底失望了。”

他继续说道:“因此,任何一个维吾尔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还是警察、士兵,包括国家公务员,都在思考维吾尔民族的出路。大多数维吾尔人,看到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充斥于大街小巷、学校、兵营的警察、士兵、飞机坦克,看到每天由火车站、机场流入东突厥斯坦成千上万汉人移民,以及充斥于各级政府部门的汉人官员;见证着城市各个路口、角落,农村、牧区遍地的检查站、摄像头,似乎看不到希望;然而,还是有一些信仰坚定的维吾尔人、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未来是抱着希望的,他们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人支持我们,维吾尔民族是有希望获得自由的。”

我最后问他到:“对伊力哈木教授被判无期徒刑,维吾尔人及知识分子是如何看的?惊讶、失望、绝望?”

他看我一眼说到:“都有大哥;惊讶、失望、绝望,还有愤怒!极端失望,几乎是绝望!还有就是愤怒。我们圈子里,没有一个人想到伊力哈木教授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绝对是出乎大多数维吾尔人,包括政府维吾尔官员预料的。”

他继续强调说:“如果说,7.5乌鲁木齐屠杀使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界限极其明显划分的话;伊力哈木教授的被判无期徒刑,使对习近平、张春贤上任后的中共新政抱有幻想的维吾尔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彻底幻灭!”

“我们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本人,一听到伊力哈木教授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理电脑,删除全部有关伊力哈木的文章,删除任何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通过伊力哈木教授的审判,中共给维吾尔人,特别是维吾尔知识分子的信息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场所,都不得谈论任何中共的民族政策!”

我又问道:“对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国内维吾尔人了解多少?怎么看?”

他说:“对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几乎不了解,得不到消息,封锁极其严厉。你知道的大哥,最早大家是通过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广播来获得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信息的;现在中国政府一是加大了电磁波干扰,收音机噪音大的几乎听不成;二是在一些地区公开收缴维吾尔人家里的收音机;所以,有自由亚洲电台收听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消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个了解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手段,过去几年曾经是上网利用翻墙软件;现在政府查的特别紧,到处是网络警察,一旦发现有维吾尔人翻墙看国外维吾尔网站内容、或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节目,立即抓捕、判刑,搞得人人自危。现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一大批维吾尔人连智能手机都不用了”

“过去维吾尔知识分子了解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还有第三条通道,这便是通过所谓的‘反分裂研究专家、学者’所写的批判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文章,获得一些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消息;尽管来自这些批判文章的信息比较滞后,但总能发现一些有用的、大家关心的信息;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这些‘专家、学者’写的文章,现在只在内部流通,不再公开发表了、或限制流通范围。”

“现在,可以说,在国内获得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消息的通道,只剩一条:即,通过来自国外、或访问国外回来的维吾尔亲朋好友获得。 ”

“怎么看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大哥,国内的维吾尔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外,寄托在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只要有一点有关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消息传进来,什么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会议的召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会议的召开;美国发表人权状况报告、宗教自由度报告,以及比较大一点的游行示威都会让我们激动一阵、振奋一阵!”

“年初以来,有关伊力哈木教授要获得萨哈洛夫人权奖的消息正在悄悄传开;维吾尔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些政府公务员都特别激动;都希望消息是真的,希望伊力哈木能够获得的萨哈洛夫奖,希望伊力哈木还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种国际大奖尽管不能立即改变维吾尔人的状况,但大家都知道,这至少说明国际社会还没有忘记维吾尔人,世界上还有正义存在!维吾尔人并不孤独,维吾尔人并不是在为自由孤军奋战!这是莫大的激励,是希望!”

我默默无语,作为生活在西方几十年、奋斗在海外维吾尔自由运动中心已经将近十多年的一个维吾尔人;在见证了近几年西方国家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只是嘴巴上批判一下,实际上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短视行为,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默默的在心里祈祷:欧洲议会,一定不要辜负东突厥斯坦这些处于中共黑暗统治的勇敢维吾尔人的期望,一定要把萨哈洛夫人权奖颁给伊力哈木教授! 不要让维吾尔人最后的希望变成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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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不是历史学家,是一个党棍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大约是两周前,维吾尔人权项目协调员祖拜拉女士给我发来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写的一篇文章《维吾尔族与突厥是两个不同民族》。

初看题目、作者,尽管我对杨圣敏不很感冒,但想到杨圣敏咋说还是个教授、挂着个民族学、历史学家头衔,想当然地以为这篇文章,杨教授肯定是引经据典、上下千年纵横论述;要反驳,可能还得花时间查资料,就搁下没有看。

然而,当天下午,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阿里木斯伊托夫又发了个电邮,问我是否能写篇文章反驳一下杨圣敏的谬论。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回复阿里木:我先看看。

稍过一会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我静下心来读了一遍杨圣敏的这鸿篇巨论。还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尽管我过去和杨教授隔空交过手,知道杨圣敏教授是共产党培养的红色学者,天不怕地不怕、敢说胡话;但读完杨教授的这篇文章后,本人确信杨教授不仅是个‘只要党需要,历史也可胡说’的共产党党棍!而且还是个草包、蠢货!

杨圣敏的这篇文章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结论武断、模糊、缺乏依据不说;通篇文章都是在以杨教授自己的一厢情愿颠覆历史,罔顾世界突厥学研究结论,甚至罔顾中国一些汉人突厥学历史学前辈辛勤研究形成的历史定论和历史事实,在按照主子共产党的意愿,编写共产党现行民族政策所需要的‘维吾尔历史’。

杨教授的文章,以《维吾尔族与突厥是两个不同民族》为题。开篇却以:“公元4至5世纪以后出现的突厥和回纥部落都源自北狄。”来开始他的论述。

但在这里,杨教授“犹抱琵琶半遮面”故意回避、不去点明“回纥”其实就是“维吾尔(Uyghur, Uighur)”的另一古汉语发音。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回纥”是“维吾尔(Uyghur, Uighur)”的古汉语发音;“维吾尔”自古至今,在维吾尔语发音中没有变化;然而在汉语史料中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着不同的发音名称;丁零、丁灵、狄历、铁勒、敕勒、回纥、回鹘、畏兀儿、维吾尔等等。

根据在吐鲁番发现的《Oghuzname(乌古斯传)》以及波斯史学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Allah)《史集(Jami Al-Tawarikh)》(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6-147页,商务印书馆),最早,“维吾尔”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的名称,是突厥民族民族英雄、先贤——乌古斯汗授予一开始支持他的那些部落联盟的名称;这部落联盟里包括了“铁勒(Qanqli)”、“葛逻禄(Qarluq)等各突厥部落。

伴随历史滚滚车轮,乌古斯汗死后,其建立的维吾尔部落联盟中的一些强者先后建立了匈奴帝国、蓝突厥帝国、乌尔浑回纥帝国、喀喇汉王朝等等的部落联盟帝国,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氏族,强使联盟中其他部落臣属;还有一些部落因为不堪忍受强者的压迫,远走他方,前后离开了这个部落联盟。

自始至终继续沿用、并保持维吾尔这一神圣名称的是现代维吾尔人的先辈;他们在汉文史料中、在不同时代、根据书写历史之汉人史学家的喜好被冠于不同的汉语名称!这些汉语发音名称有些和原语种发音很近,有些发音变化极大;但根据名随主人原则,肯定不能仅以汉文史料中不准确发音去归属古时代各部落。

根据吐尔贡·阿利马斯(Turghun Almas)《维吾尔人(Uyghurlar)》,蓝突厥帝国建立之后,谷楚路·比勒格·汗(Qutluq Bilge Qaghan)将维吾尔部落联盟划分为了10维吾尔9乌古斯部落联盟(10 Uyghur 9 Oghuz)(参看《维吾尔人》维文版235-240页)。

10姓维吾尔为:药罗葛(Yaghlaqar)、胡础葛(Quturghur)、鹁歌息(Boqasqir)阿勿締(Awchagh)葛萨(Hazar-Qasar)斛塭素(Hoghursu)药勿葛(Yaghma)奚耶勿(Ayawir)絀罗勿(Turlamwibur)阿跌(Adiz)

9姓乌古斯为:回纥(Uyghur)拔野古(Byirghu)浑(Hun)仆固(Boko)同罗(Tongra)契苾(Chibni)思结(Izgil)葛逻禄(Qarluq)拔悉蜜(Basmil)

吐尔贡·阿利马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诗人,潜心半生,收集研读维吾尔、波斯、俄文、汉文史料写就的《维吾尔人》被中共批判禁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吐尔贡·阿利马斯主要利用汉文史料,说出了不同于中共御用历史学家的、站在维吾尔人立场的东突厥斯坦级维吾尔人历史;并且,以汉文史料推翻了一部分,如杨圣敏教授之流,御用史学家对维吾尔历史的歪曲、编造。

吐尔贡·阿利马斯和其他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及一些中国突厥学专家一样,认为维吾尔人和突厥有着血缘关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杨圣敏教授这篇文章尽管绕了半天,但最后他还是在无意中证明了吐尔贡·阿利马斯的观点是对!

好,对维吾尔、突厥关系的不同于御用汉人史学家的简单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回到杨教授的文章,继续对其文章中前后矛盾的分析、解说。

杨教授在开篇点题之后,接着写到“狄人原居于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再往后,杨教授指出“在先秦及两汉时期,狄人又被称为“丁零”、“丁灵”或“狄历” 到了公元3世纪以后,又相继被称为“敕勒”和“铁勒”。”。

在该文“(三)狄人北上与南下”论述中,杨教授写到:“狄人的原始居地在鄂尔多斯地区。到了商代,狄人已遍及中原北部各地,并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即赤狄、白狄和长狄。”,接着,杨教授指出:“……为了生存和发展,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狄人主力开始向东南和北两个方向迁徙。”

“ 向东南的一支(白狄)分布于河北、山西北部的长城沿线。”“ 北迁的狄人一部分以内蒙古阴山一带为活动中心,后来构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主要是赤狄中的一支)一直向北,越过戈壁,进入了漠北大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

注意杨教授这一段的论述:“……由于狄人是一个具有相同语言、文化的族体,因此,他们的迁入,改变了当地原来各不相同的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使整个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出现了罕见的一致性。汉文史书中称他们为“丁零”。这些迁入南西伯利亚的丁零人与分布于蒙古草原南部和中原北部地区的同族人从此就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区别日益明显并逐渐分化为完全不同的民族,南部的是以匈奴为首的各部落集团,北部的则是丁零与铁勒。”

到此,杨教授已经很轻松的完成了由狄人到匈奴、到丁零、铁勒的发展演变。

注意杨教授在上述段落的最后一句话,他将“丁零”和“铁勒”并列。

再看该文 “(五)突厥回纥分属于东西两个丁零人集团”论述,在此杨教授开始了他的胡搅蛮缠谬说。

请看杨教授这段论述:“东部和西部丁零的差异日益明显,到后来,就发展成相对独立的两个集团。后来的回纥部就出自东丁零,而阿史那氏的突厥部和葛逻禄等部则出自西丁零。”

“虽然所有的丁零人都说突厥语,但由于东西之间方言的差异,一些部落之间甚至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

杨教授穿越时空发现了“都说突厥语”的丁零人部落间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

杨教授在该文“(六)突厥的兴起与灭亡”中继续其论述:“公元3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

刚才还并列为两个部落集团的“丁零”和“铁勒”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名称,杨教授在玩魔术!?

注意杨教授这一段论述:“到了公元6世纪,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他们从准噶尔盆地向东攻入蒙古草原,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于公元552年消灭了统治蒙古草原的柔然汗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从此以后, “突厥”(türk)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

到此,按杨教授的说法“突厥”出现了。

继续看杨教授的宏论:““突厥”作为一个族称,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语义。狭义的突厥族是指公元6至8世纪建立突厥汗国的阿史那氏和与之有近支关系的各氏族和部落,如阿史德氏族等,在突厥碑铭中统称为 “兰突厥” (意为天上之突厥)。他们建立并统治着突厥汗国,在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政权之后,东、西突厥的统治阶层仍然都是阿史那氏。在突厥汗国时期,回纥(维吾尔)部一直与阿史那氏的突厥统治为敌,回纥从来不被认为是突厥族。

在此,杨教授认为以这种符合现政权意思的、恶意猜度历史上不同民族关系的方式给出“回纥”即为“维吾尔”的时机成熟了!?

继续读杨教授对“突厥”名称所下定义:“广义的突厥则包括了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境内那些受“兰突厥”统治的众多铁勒部落,他们在突厥碑铭中被称为“黑民”。他们都使用自己本部落的名称,并不自称“突厥”。只是中原汉文献中有时将突厥汗国境内的各部统称为“突厥”。”

杨教授在前一段里说:“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在解释广义突厥之意时又说:“……突厥则包括了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境内那些受“兰突厥”统治的众多铁勒部落,他们在突厥碑铭中被称为“黑民”。”

根据杨教授至此的说法:“铁勒”既是“丁零”三世纪之后的称呼,又是和“丁零”并列的一个部落;而且,铁勒既是突厥兴起建立蓝突厥帝国的主体部落集团,又是处于蓝突厥帝国统治的众多部落,是杨教授暗含贬义的“黑民”;他们本来不自称“突厥”是中原汉文文献把他们称为了“突厥”。

继续读杨教授的宏论:“公元744年突厥汗国灭亡而回纥建国以后,回纥与突厥更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在公元11世纪出版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自称突厥,并很明确地称回纥(维吾尔)为敌人。”

在这段杨教授的宏论里,杨教授为了证实其“维吾尔”“突厥”两个不同民族谬论,居然毫无羞耻地否定《突厥语大辞典》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的维吾尔民族身份,杨教授真的胆大包天;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后面又否定了这一点!

杨教授在该文:“三、维吾尔族是如何形成的”“(一)回纥(维吾尔)的来源”中承认:“今天的“维吾尔”与古代的“回纥”都是原蒙古草原上一个部落的突厥语名称——“Uyghur”——的不同音译。”

在该文“(二)回纥汗国的建立”论述中,杨教授写到:“公元744年,唐朝联合回纥和其他铁勒部,消灭了突厥汗国。当时在蒙古草原上的诸多铁勒部落中,回纥就成了最强大的部落。”

注意最后一句话:“……回纥就成了最强大的部落。”根据杨教授这句话,回纥是诸多铁勒部落中最强大的一个部落。杨教授还在前面说:“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从此以后, “突厥”(türk)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杨教授的上述论点;“突厥”来自“铁勒”且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突厥帝国;“回纥”也来自“铁勒”,也通过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回纥帝国;但“突厥”和“回纥”却不是同一个民族?

再继续,在该文“(四)回纥人的语言文字”中,杨教授写到:“回纥人操突厥语。在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和南西伯利亚,凡属于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联合体的部落都操突厥语,只是在不同地区和集团间有方言的差别。……回纥与其他操突厥语的部落一样,最早使用的文字是突厥文”

前面,杨教授说“……虽然所有的丁零人都说突厥语,……一些部落之间甚至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现在说:“凡属于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联合体的部落都操突厥语,只是在不同地区和集团间有方言的差别。”前后矛盾!?

杨教授在其论文“(五)回纥汗国的崩溃与西迁”中写道:“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在外敌黠戛斯的进攻和内乱中崩溃。……另一支西迁到了今新疆,并逐渐征服了南疆各绿洲上的土著人政权,在当地定居下来。”

紧接着,在该文“(六)回纥与南疆土著人的融合”中,杨教授写到:“在公元840年以前,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原居住着多种民族,其中有塞种人、羌人、汉人等,但没有突厥人和维吾尔人。”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但没有突厥人和维吾尔人。”

我们现在回到我引用杨教授有关《突厥语大辞典》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那一段;“公元744年突厥汗国灭亡而回纥建国以后,回纥与突厥更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在公元11世纪出版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自称突厥,并很明确地称回纥(维吾尔)为敌人。……”

在此处,按杨教授的说法,在回纥于公元840年进入东突厥斯坦南部之前,那里既没有突厥人、也没有维吾尔人。但前面在谈到突厥时,杨教授肯定了《突厥语大辞典》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突厥,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在11世纪在西迁回纥建立喀喇汉王朝首都、维吾尔文化发源地——喀什噶尔完成其《突厥语大辞典》的;根据马赫穆德的喀什噶里自称及考古发现,现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已肯定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喀什噶尔人。

现在我要问杨教授,到底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突厥还是维吾尔?你为什么避而不提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西迁回纥建立喀喇汗王朝王室成员?

如果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突厥,按杨教授的说法,则可以肯定,在回纥进入东突厥斯坦南部前,那里有突厥;如果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维吾尔,则在回纥进入东突厥斯坦南部时,那里有维吾尔,也是可以肯定的。

总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杨教授在无意中证明了,突厥和回纥(维吾尔)都有直接血缘关系!难道不是吗,杨教授?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

杨教授其他的胡说八道,我就在此不一一指正了,实在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什么“阿古柏拥有3000奴隶,……许多维吾尔等族的儿童被贩卖到中亚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去当奴隶。”等等的无稽之谈。

杨教授绕来绕去、啰里啰唆、据搅蛮缠,企图证明维吾尔族与突厥是两个不同民族,然而,杨教授把他自己也给绕糊涂了,最后,不仅出乎大家意料地证实了维吾尔(回纥)和突厥有着直接血缘关系;而且,还直接证实杨教授是个愚蠢、无耻的党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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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的时代,不变的阴谋

·吾斯曼(A.Osman),  特邀作者

感谢真主,时光在推进,生存在继续。维吾尔人仍然在地球上行走着。看来这群人是同化不了了。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阴谋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换了方式,而且加快了速度。遭罪的还是这群人 —— 维吾尔人。语言面临消灭,文化在被吞没,信仰受到压迫,尊严遭受侮辱。

本以为中共会不一样。现在向后转身看看。其实中共更狠。不是公开式狠,而是暗藏式狠。嘴上更甜,心里更毒。前所未有。有人问:“死了杨增新,活了金树仁。走了盛世才,来了朱绍良。怎么到了中共还是一样而且更狠,和之前的那些强盗和杀人魔没有任何区别呢?”是的,阴谋没变,只是换了方式。话语甜蜜,诡计多端,心狠手辣。遭罪的还是维吾尔人。

从被杨增新骗到乌鲁木齐后处死的铁木尔.海黎法 (Tomur Helpe)到被盛世才设圈套引到乌鲁木齐后处死的霍吉尼亚子.哈吉 (Hoja Niyaz Haji),再到被毛泽东骗上飞机后无影无踪消失的阿赫麦提江.哈斯穆 (Ahmadjan Kasimi),到今天的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都是同样的结局。区别只在两点上:

  1. 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被骗到斩首台处死,而是从讲台上拉下来被关进了监狱。从中共的角度讲,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头砍不起。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换句话说,时代不同了。中共不敢乱来了。
  2. 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犯中共一口声称的“企图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搞分裂”的罪名。他实际上除了提醒中共维吾尔人原本被承诺的自治权,表达自己对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的高压政策的不满以外没有犯任何的罪,根本扯不上“企图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更没有策划过任何的“分裂活动”。

而他做出的实际举动就是教育维吾尔大学生认识到自己最基本的合法权益,留意周围对维吾尔人的各种歧视和压迫行为和敢于发言,敢于表达。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一个知识传授者最基本的责任。他传播的不是谣言,而是铁证如山的真话。他传播的是维吾尔人对应得的基本权益的意识,不是拍着屁股想出来的权益,而是中共自己承诺的基本权益,也就是说和中共声称的”分裂中国“一说法根本搭不上边。他的学生也好,“维吾尔在线”网站粉丝也罢也都从未从事过像中共所指控的任何“分裂活动”。伊力哈木.土赫提反而时刻提醒着学生和粉丝绝对不要成为政府的指责对象,不要从事任何“分裂活动”。学生和粉丝(Fans)也从未违背过他的意愿。

而中共却找不到比“搞分裂,企图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更有说服力的标签作为“杀猪给猴看”的借口 – 典型的中共式思维,更准确的说:中共唯一的处事方式。要说错误,伊力哈木.土赫提只犯了一个,也许是跟他的前辈们犯得错误大同小异:那就是过于相信政府是明智的,是爱和平的,是讲道理的,是遵守诺言的,是绝对不会愚蠢到将他关进监狱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傻到“搞分裂,然后等待被关进监狱”,他如果真的要“搞分裂”难道不知道跑到国外去“搞”?而通过把伊力哈木.土赫提关进监狱,中共暴露了其真正的恶意和卑鄙无耻的真面目,也就是其根本就没有诚意遵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自治的承诺。

然而伊力哈木.土赫提寻求的也只有这么简单。所以,在这里特别声明一点:中共没有理由给伊力哈木.土赫提戴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其原因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再重复一次: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要求维吾尔人独立。而是寻求了原本被承诺的自治权。如果真的要考虑大局,真的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共应该立即释放伊力哈木.土赫提,恢复他的名声,让他回到讲台继续他的教学生涯。否则中共面临的是更多的,更极端的伊力哈木.土赫提们的诞生。而这种诞生在发芽,别说在国外,在国内的速度都在增加。因为时代真的不同了。世界变得透明了。种族灭绝那一套行不通了。阴谋也该收起来了。如果中共意识不到其后果则是中共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在此特别向伊力哈木.土赫提致敬,向他勇于表达对中共政府不满的精神致敬,向他当时的学生和粉丝致敬!维吾尔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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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公民权的维吾尔教师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

两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一位刚从东突厥斯坦来美国学习的维吾尔小女孩相遇;不经意中,她谈到了去年发生在东突厥斯坦阿克苏的一件事。

维吾尔小女孩在讲述整件事的过程中,不知是因为年幼、单纯,还是经历太多、习以为常,她讲述事件时的态度,既平静、又坦然;我呢,大概是因为离开祖国时间太长,听着,既吃惊、又愤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概是去年开斋节后的一天,一位阿克苏市一所维吾尔中学的老师家迎来了几个客人;客人,大都数是维吾尔人、也是同事朋友;当然,因为‘民族团结’的需要,拜年队伍中,也被硬性赛入了两个汉人领导。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拜年、祝福、吃喝。

餐饮当中,校领导、其他同事有急要上厕所,主人只是大概指了一下厕所的方位,就忙于上菜、做饭,招待客人。当天,大家谈天叙事,在这位老师家坐了一阵、吃喝一阵之后,也都高高兴兴地告别了;似乎大家也都很满意、很高兴。

然而,第二天,这位老师到学校上班时,收到的第一个通知是到校领导办公室报道。

在校领导办公室,校长、书记、纪委书记等齐齐坐着,一脸严肃;这位维吾尔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着等领导问话。

先是汉人书记问话:“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你叫来吗?”老师一脸疑惑:“不知道。”校长问:“你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书记:“你是应该知道的,老师是不允许信仰宗教的。”维吾尔老师恍然大悟,明白了校领导叫他到办公室的意思。

这位老师是一位虔诚穆斯林,斋月期间一直在偷偷封斋、做礼拜。

那天学校领导和同事前来拜年之前,正好是礼拜时间;他和夫人匆匆忙忙礼完拜后,因为忙着为前来拜年的同事、领导做准备,而快速收拾了一下房间,却忘了将礼拜毯和平时在家偷偷阅读的《古兰经》藏起来!

那天,当领导、同事们拜年离开他们之后,这位老师清楚地记得夫人告诉他,似乎有人进入了厕所旁边他们夫妻做礼拜的小卧室,可能有人看到了礼拜毯和《古兰经》。

维吾尔老师现在心中有数了,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书记:“我知道,老师不应该信仰宗教,我也没有去任何清真寺,也没有做礼拜、封斋呀。”校长:“可是你家有礼拜毯和《古兰经》,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老师:“礼拜毯和《古兰经》是我老父亲留下的,是父亲的遗留物;我在家里保存礼拜毯和《古兰经》,和宗教信仰无关;睹物思人,我只是想念父亲时,拿出来看一看,寄托对父亲的一点思念,这不应该犯法吧?”

“思念父亲不犯法,但以礼拜毯和《古兰经》思念父亲就令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否在做礼拜、读《古兰经》、信仰宗教,这可是违法、违规的!”书记一脸严肃地说到。

“今天开始,你停课学习、改造思想。礼拜毯、《古兰经》等宗教物品,回家全部拿来上缴学校,有我们处理。过两天,我们还要到你家再检查;如果再查到有关宗教物品,你将被开除公职,让胡达给你工资吧。听明白了吗?”书记恶狠狠地说道。

老师一脸无奈,为了保住工作,只好点头称是。

这位维吾尔老师万分不愿意地上缴了家里仅有的一本《古兰经》和礼拜毯;和妻子一起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宗教去极端化”学习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为这位老师的上缴礼拜毯和《古兰经》、参加一个多月的去极端化学习而结束。

阿克苏市教委借此事件展开了大规模的、针对维吾尔教师的清查运动,还专门开会告诉维吾尔老师,要求维吾尔老师之间互相监督,一旦发现谁家有伊斯兰宗教物品,包括《古兰经》及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和礼拜毯等,立即报告学校领导;并警告维吾尔老师最好主动上交伊斯兰宗教物品,否则将背负严重后果!

最令人不可理解和愤慨的是,阿克苏市教育局领导,还专门组织了人员,挨家挨户检查了每一个维吾尔老师的家,以保证维吾尔老师家再不会有伊斯兰宗教物品。

我一直说中共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是殖民占领政策,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法制;似乎总有人持怀疑态度。

上文所述事件,这一对维吾尔老师私人生活的严重干涉,对维吾尔老师宗教信仰权利的严重践踏,对维吾尔老师家庭私生活肆无忌惮的干预,对维吾尔老师、维吾尔人基本人权的野蛮摧残,再一次证明,中共自己首先就以上述殖民占领政策之事实否认东突厥斯坦是中国领土,否认维吾尔人是中国公民!

只有充分享受现代法律、法规(国际、国内)赋予各项权力,生活在尊重法律的一个法制社会的人,才能自豪地自称为公民。

维吾尔人及维吾尔社会在中国已经是完全被边缘化,完全被排除在法律、法制之外;每天耳闻目睹此类针对维吾尔人的荒谬、野蛮,粗暴、残酷,蹂躏、亵渎,我确信,维吾尔人除了选择独立、绝处求生之外,别无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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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者永远在夹缝中

伊利夏提, 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条

根据上述中国《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压迫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维吾尔人在中国被歧视和压迫由来已久,可以说维吾尔人被当作了中国的二等公民,甚至于中国的国家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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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专制

伊利夏提, 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让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块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本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接着,在未经他们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

历史的发展是,后来的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

……

我感谢所有的原住民族朋友,是你们提醒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脚踏的土地,以及古老的传统,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这些价值,应该给予它尊严。

——蔡英文

8月1日前后,世界各大中文媒体被两个极具比较意义的新闻占据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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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

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英国人又一次震撼了全世界!

世界老牌帝国——英国,不仅以其历史上的人文辉煌、最早的民主制度,以及二战时的英勇抗击法西斯德国而闻名世界;同时也以其历史上殖民侵略他国,且在离开前留下众多纷争隐患而臭名昭著;巴基斯坦-印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长期纷争,巴勒斯坦-以色列等中东无头无绪的战乱都与英国过去的殖民侵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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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二)

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斋月来临之前,中共匆匆忙忙推出了《新疆的宗教自由状况白皮书》。当然,中共的目得是很明确的,以白皮书形式睁眼说瞎话、胡搅蛮缠,以指鹿为马的诡辩术掩盖东突厥斯坦普遍存在的、恶意压制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事实。

尽管白皮书零零碎碎、东拉西扯了半天,但还是一如既往——空洞无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确凿的、能够说服人的事实,更没有支持其论点的硬通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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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维吾尔人经历的‘文革’最大劫难

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文化大革命’给中共统治下每一个民族都带来了灾难,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共统治下的维吾尔、图博特、南蒙古各民族带来的劫难,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带有极端大汉民族主义的种族灭绝性质!

‘文化大革命’这种针对其他非汉民族的种族灭绝运动,最突出地表现为摧毁其他民族赖以生存的独特民族性;也就是说,摧毁其他非汉民族之所以成为不同于汉族的‘异族’文化、信仰、历史独特性!

在东突厥斯坦表现为;焚烧民族语言珍本经典书籍、摧毁民族特色书法壁画;推倒民族特色古老建筑,如清真寺、麻扎、庄园、房屋;禁止、摧毁民族特色教育;禁止穿戴具民族特色服饰、珠宝等等。

很多人,特别是汉人学者在这一点上一直就没有清醒的认识,包括那些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民运人士。当然,我不否认,在这些没有清醒认识汉人学者中,不乏因为难于抹去心中大汉族主义、大一统情节的公知、民主人士有意装糊涂!?

‘文化大革命’这种针对非汉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之顶峰,应该可以说是以釜底抽薪、斩草除根为目的,以‘文字改革’名义推出的,针对维吾尔等东突厥斯坦突厥语民族强制实行的文字改革政策!

针对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实施的‘文字改革’;自1959年制定、推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字肇始,1960年在一些地区试点,到1962年全面推行新维吾尔文字、彻底废除老维吾尔文字;持续到1982年9月13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老文字的决议》之名废除新维吾尔文字,恢复传统老维吾尔文字为止。

这种由中共殖民政权以同化其他非汉‘异族’为目的的,由维吾尔民族败类、狗腿子、吹鼓手以‘文字改革’为名,强制推行的种族灭绝行为;耗时二十年,包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至少使两代(以10年基础教育期为一代人)维吾尔人成为了彻底的文盲!

‘文字改革’,尽管是由中共变色龙、不倒翁、老奸巨猾的周恩来提出;但其中心主题还是汉人统治者千年不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是处于我大汉统治、就必须汉化’之大一统思想作崇的结果 。

这种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假‘文字改革’之名,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综观历史,中国汉人统治者一有机会便会尝试,只是名义不同而已。

近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屠夫盛世才,在其统治东突厥斯坦期间也曾短期尝试过;这,并非什么新鲜事。

然而,这种假借‘文字改革’之名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在不同时期,都遭到了惨败,都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殖民者推行不力,或者是因为,如一些走火入魔共产党奴才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是因为一大批维吾尔、哈萨克等东突厥斯坦突厥语各民族仁人志士的激烈反对、强烈抵制,甚至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的抗争!

很多汉人学者,包括一些民族败类,如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自治区主席)、格尔夏(当时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阿卜杜拉∙扎克若夫(当时任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中共对维吾尔人强制实施的‘文字改革’时,还时不时地发出慨叹,认为是‘文化大革命’阻碍了他们和其主子强制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其计划夭折!?

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极端恐怖统治,特别是在东突厥斯坦、图博特、南蒙古制造的血腥恐怖氛围,使得这种以‘文字改革’为名的种族灭绝政策,先于‘文化大革命’设计推行,很快,假借‘文化大革命’ 得以不容置疑、畅通无阻地全面实施;甚而,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也还得以继续垂死挣扎延续到1982年!

本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就使得一代维吾尔人荒废了青春,与世隔绝,处于愚昧、无知,在那十年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再加上这种种族灭绝性的、超过二十年的所谓‘文字改革’为名的人为制造混乱,更使两代维吾尔人成为了现代文明世界的彻底文盲。

这二十年中受‘教育’的两代维吾尔人,如果我们还勉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话;现在,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他们所学的新文字,现在被彻底废止了,而真正的维吾尔文字,即中共殖民政权所谓的‘老维吾尔文字’他们不懂!

这两代维吾尔人,他们得以汲取营养的民族历史之根被中共人为砍断!他们得以汲取现代文明信息的载体被中共殖民政权人为摧毁!这是人类的悲剧、是文明的羞耻!

处在这么一个对异种文明持仇视态度之政权统治下,是维吾尔民族的不幸!经历这么一种灾难性折腾,最终变成彻底的现代文盲,更是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文字改革’二十年这两代维吾尔人的不幸!

文字,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成为独特民族的根本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维护其民族独特性之文化、历史、信仰、传统的载体,还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其民族文化、历史、信仰、传统的民族之根!

离开了自己使用上千年的文字,一个民族就如同砍断了根须的参天大树,无论其长得多高多大多茂密,很快将干枯、朽死!这正是中共殖民统治者假‘文化大革命’推行‘文字改革’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现在,尽管有人还是在鼓噪维吾尔人应该继续‘文字改革’!使得一些善良之士担心‘文字改革’是否又会死灰复燃;扰乱维吾尔人文化之根。但是,实际上,这些鼓噪者并未全面理解其主子的真正用意!善良之士的担心更是多余!

中共殖民政权,实际上在恢复真正维吾尔人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长远的考量!

1982年,再恢复真正维吾尔文字,并不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对新维吾尔文字的激烈反抗、抵制,而是新维吾尔文字和土耳其使用文字几乎一样的这一巧合的现实,使中共殖民政权的另一个神经极度紧张。新维吾尔文,将使得维吾尔人很容易和海外其兄弟突厥民族建立文化联系,借独立的突厥兄弟国家发掘其民族文化、历史之根!这才是中共殖民政权彻底废弃新维吾尔文字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中共殖民政权在所谓‘改革、开放’口号下,以更赤裸裸的形式,提出了彻底同化维吾尔人的,以‘双语教育’为名的更为肆无忌惮的民族灭绝政策!

改变文字,只能砍断和民族文化、历史、信仰的联系,使民族的灭绝只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实现;消灭语言,则更易于彻底、干净,且快速地消灭一个民族!

在现代文明的众目睽睽下,要肉体消灭一个民族,实在并非易事;近代邪恶两大中心苏俄、法西斯德国都没有成功;这成为了中共殖民魔头们的前车之鉴;所以他们不停地巧立名目、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强制推行其民族灭绝政策,企图彻底同化其殖民统治下各民族,以便永世消除处其心头之患!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殖民统治者对其种族灭绝政策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不很成功,但他们并未一改初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在变本加厉地尝试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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