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认亲’政治运动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写完《一些维吾尔人又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之后,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没有说到,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思来想去,发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我忽略了、没有谈到,于是决定,再写一篇有关共产党‘认亲’的政治运动,一述胸怀!

现在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是尔虞我诈,势利、自私一点不过分;基本上相互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防范心理。

不说外人,只说同胞兄弟姐妹一家人。兄弟姐妹之间因为一点父母留下遗产而打的头破血流,或兄弟姐妹因争遗产而反目成仇的例子,大家听得耳朵都长茧子啦;说这类案件比比皆是,我以为一点都不过分。

薄熙来不是和习近平曾经是‘文革’的难兄难弟吗?然后,习近平不是照样把薄熙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吗?现代的中国别说难兄难弟、朋友,就是亲兄弟、亲姐妹也不一定靠的住!这是被很多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然而,在这么一个极其缺乏人情和信任的中国人文环境,突然,维吾尔人成了香饽饽,一下子冒出了好多、好多的大小官员亲戚,让好多维吾尔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有点受宠若惊、惊慌失措;无奈之余,除了被动接受前来‘拜把子’‘认亲’的高干汉人兄弟、姐妹、干爹、干娘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可以肯定这场轰轰烈烈的‘认亲’运动,是一场单向的、选择性的、歧视性的中共官员居高临下的‘拜把子’‘认亲’政治运动!

有自治区和中国境内报章杂志、各大影视媒体及互联网对‘拜把子’、‘认亲’活动的特别详细、密集报道看,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统一安排的‘拜把子’、‘认亲’政治活动。可以确认,这是新任总督陈全国的‘民族政策新思路’,大概是陈全国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在没收了维吾尔人护照之后点燃的第二把火!?

陈全国的第三把火说不定就要给维吾尔年青人指定结婚对象——汉人姑娘,最快的同化办法!?在‘人定胜天’的共产党统治下,什么都可能!?

我确认‘认亲’活动是单向性的,根据在于,‘认亲’是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下,由党政官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出面认维吾尔人穷‘亲戚’、‘拜把子兄弟’;而且,根据报道,大多数‘拜把子’‘认亲’的官员、公务员是汉人官员!只有极少一部分‘拜把子’‘认亲’的官员是维吾尔人。

观察视频中被‘认亲’维吾尔人表情,大多木讷、呆滞,皮笑肉不笑;显示这些维吾尔人是没有选择权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来自自治区各地的、突然冒出来的、共产党‘恩赐’的各级官员‘拜把子兄弟’和‘亲戚’!拒绝突然自天而降的汉人‘拜把子兄弟’和‘亲戚’、或者挑三拣四,肯定是不允许的;碰到是谁,就是谁啦!

至少,是不能拒绝党‘恩赐’的、找上门来的汉人‘拜把子兄弟’、‘亲戚’;拒绝,往轻里说是意味着不重视民族团结,往重里说是有民族情绪,这在现在的东突厥斯坦,那可是万万使不得的,这明摆着是在找麻烦!

贫穷、可怜的这些维吾尔人,不但不能拒绝这些共产党、习近平‘恩赐’的‘拜把子’、‘亲人’,而且还要时时刻刻感恩共产党、感恩习近平!感恩这些大官‘拜把子’、‘亲戚’猴年马月送来的一袋米、一袋面、半斤羊肉、一瓶清油!

另一个单向‘拜把子’‘认亲’的根据是,维吾尔人穷人根本无权挑选挑选官员‘拜把子’、‘亲戚’;一旦双向了,说不定一些聪明的维吾尔人会选择‘拜把子’‘认亲’彭丽媛、王岐山等,可能还有人想‘认亲’梁振英等香港‘同胞’,没有证件寸步难行的维吾尔人怎么去拜访这些大‘亲戚’呢?说不定,那位库尔班·吐鲁木的大女儿想认习近平为‘拜把子兄弟’‘亲戚’呢,而不是认陈全国为‘亲戚’!这还了得,不打乱了吗?

实际上,也没见有报道说那一位维吾尔人前往乌鲁木齐或其他地方,随便走进那一家机关事业单位,随便抓住一位汉人官员‘认亲’的事例。据自治区境内媒体报道了解,贫穷的维吾尔人别说去乌鲁木齐随便走进那一家机关事业单位了‘拜把子’‘认亲’,跨区、跨县走亲戚都要几道手续才行!?

‘拜把子’ ‘认亲’是选择性的,根据在于天山网报道的几例‘认亲’事例;比如有关陈全国到和田‘认亲’的报道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陈全国的维吾尔‘亲戚’托合提汗·库尔班就是共产党大佬毛贼泽东的‘亲戚’库尔班·吐鲁木的女儿。

可以肯定,官员要认的维吾尔‘亲戚’,不但要有一定的来历,也就是在历史上一贯为共产党唱赞歌的维吾尔家庭;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些和共产党政府或多或少有点猫腻的维吾尔人!而且还要能让那些‘拜把子’‘认亲’的官员洗脑,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看来是可以被洗脑、改造的维吾尔人,会出面感恩共产党的维吾尔人!?

‘拜把子’‘认亲’带有明显的歧视;根据报道,几乎被认得穷‘亲戚’一律都是维吾尔人;他们被官员‘拜把子’‘亲戚’给予‘帮助’,被送去了一些面粉、大米、清油、羊肉、衣服等;而且还被迫感恩!?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官员傲慢、骄横的问候,俨然一幅主人派头,和被‘拜把子’、被‘认亲’维吾尔人的无奈、委屈,卑躬屈膝!这种由政府安排的‘认亲’的单向、和选择性本身不仅是严重的歧视性的行为!而且更是对维吾尔人最基本人权的恶意践踏!

‘拜把子’、‘认亲’是高高在上的共产党官员单向的‘恩赐’,所以维吾尔人必须要感恩!因为只有官员可以选择有点来历的维吾尔人可以作其‘拜把子’‘亲戚’,而不是维吾尔人选择;这本身就是对被‘拜把子’、被‘认亲’维吾尔人的极大侮辱;我确信,这种做法对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有尊严的人,都是个侮辱!

想一想,现代社会,就是两个要结婚的人,也都要先花费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彼此,然后再恋爱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谈婚论嫁;一见钟情可能有,但大多是时候是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浪漫爱情故事,现实生活中是难得一见的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把子’‘认亲’,也是两人有了交情,志向相同,英雄惜英雄;有了一段时间的同甘苦、共患难之后,才会‘拜把子’‘认亲’,称兄弟!

但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维吾尔人,却被共产党硬性‘拉郎配’,被共产党殖民政府‘拜把子’、被‘认亲’!苦难贫穷的维吾尔人突然成了香饽饽,突然发现天上开始掉馅饼!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的汉人大官‘拜把子’‘亲戚’,这怎么能不使毫无思想准备、已经习惯了被殖民政权以汉人为主要决策者的官吏队伍打压、抓捕、失踪、屠杀的维吾尔人受宠若惊、茫然呢?!谁又敢肯定这不是又一场 “黄鼠狼给鸡拜年”的阴谋诡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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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对东突厥斯坦国庆节的看法

祖力皮喀尔 (Zulpikar ), 特邀作者

我本人是一位有着浓厚爱国(我爱我的国土东突厥斯坦)热情的刚刚来到美国几个月的维吾尔族人,此时我的心情是及其的激动还带有一丝丝的忧伤,激动是因为我来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国家,一个极度自由并且尊重人权的国家,忧伤是因为我告别了自己的故乡,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来到美国的这些日子里我认识了很多像我一样有着爱国热情的维吾尔族同胞,也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自己的民族(一个正在备受压迫和镇压的民族),为此我必须为我的民族做点事儿,即使不能完完全全的拯救我的民族,但我也会为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为拯救我的民族而努力而奋斗。

在来到美国之前我们在自己的故乡备受压迫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连一些最新的消息都很难第一时间了解到,甚至连自己民族的真正历史都无法了解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政府,他们从建国以来就侵占了我们的故乡——东突厥斯坦,并且从那时起就开始对我维吾尔族同胞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洗脑和镇压。

来到美国我才知道了我们东突厥斯坦的国庆日是 11月12日 ——维吾尔人曾在1933 年与1944年11月12日分别两次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个如此重要的日子我们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是不知情的。因为我们从来无法正确的在中共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了解到,不只是我们祖国的成立日,甚至连东突厥斯坦这个名字都有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共政府自己给我的祖国起了个名字叫新疆 (含义为中国的新领土)。真是一些令人费解的事儿。

在美国我也很高兴能参加到东突厥斯坦成立日的宴会上,宴会里有很多活动,这些活动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民族,结束时大家都翩翩起舞跳起了那优美动人的维吾尔族舞蹈,并且在那里我认识到了很多向我一样深爱着祖国的一直为祖国默默奉献着的维吾尔族同胞们,这让我很是高兴和激动,宴会上所有人都高兴的,但是所有人脸上又透露出死死的忧伤,因为我们的祖国仍在被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中共政府蹂躏着。

在这愉快的宴会结束后,回到家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我回想到我在祖国生活的那些年是如此的委屈,如此的哀伤,竟还有一丝可怜,根本就不是一个主人生活在自己祖国的样子:从小时候就开始被迫学汉语,因为不学汉语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在那些汉语学校老师们都不是很喜欢维吾尔族学生,汉族学生们也是。到了初中,开始实行什么所谓的双语,竟然有些维吾尔语的学校也全部开始教起了汉语,真是让生活在祖国的维吾尔族同胞们有苦说不出。到了高中,那就更加的悲惨了几乎所有维吾尔族学生都在学汉语,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说汉语。大学的生活虽然很自由但是对于维吾尔族同学来说是一样的艰辛,所有维吾尔族学生都要预科汉语,甚至有些学校把那些从来没有用汉语上过课的维吾尔族学生放到汉语班里,这让我知道了,现在有些大学其实在教学的同时也在把维吾尔族人们同化。中共政府利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来让我们慢慢的忘记母语,他们在想办法让我们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简直就是一些衣冠禽兽,没有任何人性可言,更没有把我们维吾尔族人民当人去对待。

在东突厥斯坦,中共政府一直都在盗取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汽油,石油,天然气,煤矿,黄金。他们像一只恶狼一样一直从我们这里得到最有用,但是却让我们变成了罪人,让我们的维吾尔族同胞们每天都过得惊心胆颤,没有丝毫人权可讲。满大街都是武警和特警在随意的检查身份证,所有的出入口都安放着有着辐射的安检门。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人民真的是极其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不能反抗,所有的反抗者都被中共政府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将这些中共定义的“恐怖分子”扔入大牢,严重者则是判处死刑。在自己的祖国活着并没有得到尊重反而则是再被一个不讲人性的民族统治者们逼向灭亡。

再此我只想让我们的所有维吾尔族同胞们都能勇敢的站出来,勇敢的为自己的祖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力,在让维吾尔族同胞们了解到现状的同时也让全世界其他的民族了解到我们的现状。不能再让中共统治者为所欲为,要将他们丑恶的嘴脸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喜欢压迫和剥夺人权的中共政府。

希望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有一天能够走向光明,走向自由。希望所有的维吾尔族同胞们能在自己的祖国幸福,快乐,自由,不受压迫的欢声笑语的生活。这正是现在所有正在为自己祖国效力的所有维吾尔族同胞们的期望。我们都会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东突厥斯坦会再次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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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国歌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将近55岁,算是大半生过完了,生活得经历也很多;有甜酸苦辣,有欢乐忧伤,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有渐渐淡忘的逝去。

人生中,对一个流亡者而言,大概土地家园及其延伸物——国家、民族及象征国家、民族的国旗、国歌最让人爱恨交错!

本人的一生因为政治的原因,经历了三个国家及其象征物——三种国旗、三种国歌;他们各自给我留下了不同的深刻印象,这印象赋予的感情将伴随我度过我的余生。

首先是我的祖国——东突厥斯坦及其国旗、国歌。因为东突厥斯坦,我出生前就已经处于中国的殖民占领,所以到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国旗,更遑论国歌啦。

第一次看到国旗是在一部电影里,一部反映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民族军战士生活的影片中,东突厥斯坦国旗——星月蓝旗虽然是一晃而过,但在大人们的指点下,我知道了那位骑着战马冲向敌人民族军战士手里举得就是我们的神圣国旗!为了看清楚那难得一见的东突厥斯坦国旗的颜色和图案,我把那部片子看了三遍。

听到东突厥斯坦国歌那更是后来的事了, 2009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世界维吾尔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在国会山会议大厅举行,当主持人阿里木宣布世界维吾尔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东突厥斯坦国歌时,我激动的抑制不住自己,在悠长哀婉的国歌声中,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东突厥斯坦国歌,自此,东突厥斯坦国歌就成为了我为之奋斗理想事业的一部分;我在各种场合,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人权问题研讨会,只要条件许可,就要求以东突厥斯坦国歌开始日程。

我利用去土耳其的机会,花费自己的钱买回来了一幅很大的东突厥斯坦国旗,平时挂在家里客厅,有会议时带到会场,挂到前台。东突厥斯坦的国旗、国歌成了我生活的伴侣,我和中国殖民政权斗争的力量源泉;每次看到国旗,我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为了让东突厥斯坦国旗在祖国土地上飘扬而献出了生命的维吾尔斗士的身影,那些就因为手机里贮存了东突厥斯坦国旗图案而被抓捕入狱的维吾尔年轻人,我就更加珍惜我拥有的国旗!

也因此,今年5月,当我被美国维吾尔民众选举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时,我上到主席台之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紧紧地握着那面早已伴随我几年的东突厥斯坦国旗,长久地、发自内心地亲吻这神圣来之不易的、千千万万个维吾尔人为之献身的国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眼泪又一次打湿了这神圣的国旗!

之后,我在维吾尔律师努尔的监督下,向着东突厥斯坦国旗庄严宣誓,绝不辜负选举我的美国维吾尔民众,绝不辜负维吾尔民族的希望,绝不辜负东突厥斯坦独立、自由之事业,永远高举星月蓝旗直至国旗高高飘扬在天山南北、塔里木河两岸!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对国旗、国歌的敬爱、尊重,是源自于要坚决继承先辈复国遗志的、具有坚决献身精神的对国旗、国歌的敬仰、呵护,这更是产生于一种要延续历史长河之突厥血脉义务的对国旗、国歌的传承、高举,这不需要以教育的形式强制灌输!对国旗、国歌的这种爱,这种敬仰是任何一个具人的尊严之维吾尔儿女与生俱来的个性!

在我人生中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美丽、庄重印象,且将伴随我下半生的另一种国旗、国歌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国歌!

作为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尊严的当代维吾尔人,一个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当我无法在自己的家园行使我做人的基本权利,维护我的基本的尊严,更遑论敬爱、敬仰我心中的东突厥斯坦国旗、国歌时,我被迫抛家离子、远离父老选择流亡。

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给予无数像我这样逃避压迫的流亡者栖息之地的,美丽、自由的国家接纳了我;使我不仅拥有了一个家,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且还可以无后顾之忧的为实现我的理想、实现我的梦想;高举星月蓝旗,高唱东突厥斯坦国歌,大胆、光明正大地进行我所追求的维吾尔民族之自由、独立、平等事业,可以在国际平台上向世界揭露中共正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民族压迫之法西斯暴行!

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权利,是这个美利坚合众国赋予生活在这块儿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不关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生活在这块自由土地上的人们,都平等地拥有这个权利;这是一块儿追求梦想、实现梦想的土地,这是一块儿以宽大的胸怀测试人类梦想的试验田!

这梦想试验田的象征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国歌,我能不爱这个给予我自由、保障我自由的国旗和国歌吗!?肯定不能,如果我对这个给予我自由、保障我自由的国旗、国歌没有敬爱,没有敬仰,那我不就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了吗?

我在变成美国公民之前,很早就买好了一面美丽的美国星条旗放在家里,还买来了用来插旗子的两个插座,并将插座一边一个、安装在家门口台阶护栏上;每逢美国重要的节假日、维吾尔人节假日,我将美丽的星条旗、和星月蓝旗一边一个插在家门口,自豪地欣赏星条旗、星月旗的飘扬;刮风下雨,我小心翼翼地将两面旗收回,以免弄脏、弄破;美丽的星条旗,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花费自己的钱买来的国旗!

2013年4月,当我在法官主持下庄严宣誓加入美国公民籍之后,我对星条旗、美国国歌的爱更是与日俱增;因为我知道,因我拥有这面星条旗,因我拥有保障我自由权利的美国在我背后,我才拥有了光明正大地悬挂、高举、热爱我为之奋斗的星月蓝旗的权利和自由,才拥有了为维吾尔人自由、独立、民主事业鼓与呼的政治自由,才拥有了往返世界各地揭露中共在东突厥斯坦暴行的人身自由!

自我来到美国,没有任何人对我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我工作的单位也没有举行过爱国主义升旗仪式,也没有人要求我必须买星条旗挂在家门口;但这个国家的宽大胸怀,她所给予我的关爱、自由,使我自发地、自然地产生了爱国主义情怀,使我自觉、自愿地花费自己的钱去买星条旗、暗装插座等,使我自觉自愿地在节假日悬挂星条旗;这不是强迫的爱国主义教育能够赢得的爱国主义情怀!

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三种国旗、国歌是中国的国旗、国歌。

尽管中国的国旗、国歌伴随我度过了几乎四十年的生命岁月,但从来没有使我能够对其产生过丝毫的爱意!遑论敬仰、呵护啦!小的时候,从课本上知道‘五星旗’是中国国旗;然而,在长大过程中却知道了‘五星旗’是殖民者中国的国旗,不是我们的国旗;知道了我们国旗被殖民者所禁止,由此开始了对自己旗帜的寻找。

一个长期行使民族压迫、行使民族歧视,奴役其统治下各民族的邪恶政权;一个长期对我的祖国——东突厥斯坦实施殖民占领,对我的民族——维吾尔人实施屠杀政策的暴政之象征,如何能够赢得一个追求自由、独立的心,更遑论赢得爱国主义情怀!

这个由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之中国人、图波特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仁人志士鲜血染红的 ‘五星红旗’,是中共暴政奴役人民的象征,是屠杀无辜者的象征,是对其他非汉民族行殖民歧视的象征!

稍微有点尊严者,不愿成为他人奴隶者,是不可能对这个不仅屠杀了几千万勤劳无辜中国人,而且屠杀了成千上万、而且还在每天继续屠杀无辜维吾尔人、图波特人、蒙古人的政权及其象征的‘五星旗’、国歌产生任何感情!如果硬要说应该有点感情的话,那感情就是正在大家心中酝酿的对中共暴政及其象征‘五星旗’、国歌的仇恨和蔑视。

记得,大概是1991年4月5日,当东突厥斯坦南部重镇喀什地区巴仁乡的维吾尔农民,在其领袖再丁·玉速甫(Zaydin Yusup)率领下,打响自由、独立第一枪之后;武装暴动被中共殖民政权出动的军警血腥镇压之后,而且暴动被定性为‘民族分裂暴动’之后,自治区当局开始规定各单位、各大中小学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行每星期一升旗仪式,且规定全体员工必须参加。

我工作的石河子市教师进修学校当时有4个民族大专班,我是其中一个即将毕业班的班主任;所以,理所当然地,被规定必须和学生一起参加每周一的升旗仪式。

我记得,当我走进教室,向学生宣布从下一个星期一开始,全班必须起早参加全校统一安排的升旗仪式时,全班学生几乎是一致地发出了厌恶、无奈的叹息声。

立即,就有学生问我:“老师,是否可以请假?”我回答:“不行。”另一位学生立马喊道:“老师,汉人爱这个国家吗?”我犹豫了一下说到:“据我对周边人的观察,很多都不爱!”“哪,老师,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爱这个国家呢?为什么强迫我们去敬仰这个代表中共利益的破旗呢?”学生又继续问道。

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描写的是一位美国黑人运动员,因为他对美国的种族歧视不满,所以在一次升旗时,他以垂着头、不对正在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而表达抗议!我们或许也可以这么做?”这倒是提醒了我,但考虑到我的老师身份,我不置可否,没有表达我的观点!

星期一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家都排好队,有四个学生在前面进行升旗。我站在学生队伍的后面,看着我的学生;大家都懒懒散散地、不耐烦地站着。

中共的国歌一响,我立即垂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心里在默默祈祷,真主,早一点让我们摆脱这个沾满了我们先辈鲜血的‘污腥旗’!我偶尔侧眼看我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垂着头,看着脚尖,几乎没有人行注目礼。

中共国歌音乐从学校那个破喇叭时断时续传来,有点像是一个老态龙钟、土埋脖子老人有气无力的咳声;升旗的学生更是笨手笨脚,旗还没有升起来就被卡住了,大家都在笑。校长大概也有点不耐烦了,国歌声一结束,就要求大家回班级准备上课。

尽管我被迫参加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直到我离开东突厥斯坦为止,但是,我也在悄无声息地、以低头默哀的方式一直表达我对中共‘五星旗’、国歌的抗议;而且,我将这种沉默抗议的方式,悄悄地讲给那些后来的、我可以信任的、也同样对中共殖民占领极为反感的学生和老师;使这种沉默的抗议延续。

根据我的观察,参加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不仅未能提高任何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反之,使参加者对‘五星红旗’更加厌恶、反感;甚至开始产生仇恨情绪,真想一把火把那破旗烧了,出出气!这种情绪不仅我有,包括大部分汉人老师和学生也都有,也都是无奈地参加升旗仪式;实际上,升旗仪式变成了大家的一大负担。

至于维吾尔族学生,因为他们对我的绝对信任,所以每到升旗的周一早上,大多都会骂骂咧咧的当着我的面表达不满、厌恶和仇恨;和我比较近的学生直接问我何时维吾尔人能够摆脱这‘五星红旗’的侮辱;我告诉他们先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保持坚定的信仰,总有一天这旗杆上升起的会是我们的星月蓝旗,而不是殖民者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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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维吾尔人又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今天登陆天山网浏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亲戚越走越亲 朋友越走越近 各族干部群众的心要越贴越紧》为题;吹嘘、吹捧东突厥斯坦新上任总督陈全国去和田拜访其维吾尔亲戚托合提汗·库尔班(Tohtihan Qurban)的消息。

根据报道,我想,这位托合提汗·库尔班一定是共产党大肆宣传的库尔班·吐鲁木(Qurban Tulum)的亲戚,据年龄,应该是库尔班·吐鲁木的女儿。这消息使我想起了小时候从父亲的一位和田籍朋友那里听到的有关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

据父亲的这位朋友说,库尔班·吐鲁木是村里比较懒的一个农民,但心里的小九九特别多,喜欢刷小聪明、信口开河,可以说是村里的小混混儿;而村里人也喜欢拿他开玩笑。

他给一家稍微富裕一点的维吾尔人打工糊口,那个富裕人家对他也薄。

中共侵入东突厥斯坦后,50年代初期,开始发动所谓‘苦大仇深的穷人’斗地主、斗有钱人,剥夺其财产,然后将其分给那些斗争这些辛勤劳作致富者的无赖、懒汉。在于田县,中共官员很快就物色到村里的无赖、懒汉之一的库尔班·吐鲁木。懒汉库尔班·吐鲁木也不辜负中共官员的厚望,很快进入角色,扮演起了维吾尔‘白毛男’!

由于库尔班·吐鲁木特别卖力,共产党做主将以前库尔班·吐鲁木为之打工的、自己民族同胞维吾尔‘巴依(财主)’家的房子等财物分给了他;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使库尔班·吐鲁木这种好吃懒做者更加喜欢共产党;很快他成了村里共产党信任的红人。

当时整个和田地区还不是很稳定,共产党还没有彻底站住脚,维吾尔人反抗殖民侵略的暴动时不时在各地爆发;所以共产党特别需要培养一批如库尔班·吐鲁木似的见利忘义的密探、奸细狗腿子帮政府打探消息、监督群众。

库尔班·吐鲁木获得共产党信任、成为村里共产党的红人之后,一天到晚骑着毛驴到处游荡,好吃懒做,帮着村里的共产党官员监视村民。他一见到村里的殖民官员立即点头哈腰,见到其他维吾尔村民则趾高气昂。

维吾尔村民看着这个无赖借侵略者的威风欺压自己人,翻脸不认为其提供工作、使其能够养家糊口同胞之恩;反过来,认贼作父,靠侵略者权势霸占同胞辛勤劳作积攒财富;一时都气不过,但又不能惹他,所以就时不时拿他开涮;看到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走在街上,就嘲弄他说:“哎库尔班,你这是干嘛去呢?是要去见你毛爸爸吗?”

一开始库尔班·吐鲁木知道村里人是在讽刺挖苦他,是在嘲弄他的无耻,尽管他很恼怒,但也只好无奈地咧嘴笑一笑;到后来,一听到村里维吾尔人拿他开涮,不知羞耻的库尔班·吐鲁木不但不以为耻,反之,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抢白说:“是的,我要去见毛主席,他是我的大恩人,是我的爸爸!”。慢慢地,村里人一见到库尔班·吐鲁木骑着驴上街,就互相开玩笑说库尔班又要去见他毛主席爸爸了。

久而久之,这玩笑话传到了乡里殖民官员的耳朵里;他们立即如获至宝,很快,将一份编造的库尔班·吐鲁木热爱共产党、心向毛泽东的‘事迹’上报到了于田县委及和田地委,地委又报道了‘维吾尔自治区’,最后库尔班吐鲁木的‘事迹’传到了正在维吾尔人中物色维奸、狗腿子榜样的‘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那里!

就这样,库尔班·吐鲁木无意中又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另一块儿馅饼!很快,他被选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到北京参观农业展览,然后就是安排和毛泽东见面,再后来,就成了共产党宣传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也越编越神奇。

然而,事实雄辩于宣传!至死,无赖、奸细库尔班·吐鲁木,除了获得了那套共产党掠夺其同胞维吾尔‘巴依’之后分给他的房子之外,也就是参加了几次共产党的花瓶会议,蹭了几顿残羹剩饭,也仅此而已;可以说,替共产党卖了一生命的库尔班·吐鲁木,生前是个无耻败类,是个借侵略者势力无耻地霸占自己同胞财产的无赖,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穷光蛋!

今天看陈全国拜访维吾尔亲戚托合提汗·库尔班的报道,以及其他共产党官员拜访其维吾尔亲戚的报道,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有关共产党官员拜访维吾尔穷亲戚的故事;为什么被拜访的穷人都是维吾尔人!?没有人问?

首先,由这些报道可以肯定,维吾尔人是东突厥斯坦最贫穷的民族,说明这块儿土地的主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为了需要别人——侵略者施舍的对象!

一开始,是那些如库尔班·吐鲁木之流的懒汉、甘当侵略者狗腿子的无耻之徒需要共产党的施舍;现在,是库尔班·吐鲁木之流的后代,以及大多数维吾尔人都在贫困线挣扎,需要侵略者施舍的残羹剩饭,而且还被强制要求,要想库尔班·吐鲁木一样,要感恩侵略者。过去,是为侵略者像强盗一样剥夺自己同胞而分给的残羹剩饭感恩,今天是为掠夺自己家园土地之后分得的残羹剩饭感恩!昨天和今天一样,羊毛出在羊身上,却要感恩剪羊毛的人!

其次,这报道说明,包括库尔班·吐鲁木之流的无耻之徒,虽然靠共产党侵略者获得了一些抢夺来的房子、财产等不义之财;但因为本质上是个好吃懒做的无耻之徒,他们还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勤劳维吾尔巴依的财产只能帮一时,帮不了一世!同时,还说明库尔班·吐鲁木之流不仅是个不劳而获者!还是个背靠大盗的小强盗!和山大王、屠夫毛贼泽东之流一样,都是杀人越货的一丘之貉!

再次,自库尔班·吐鲁木在50年代初成为共产党的红人,至今,他的后人除了那套抢夺来的房子外,还是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而且,他的后代,还在继续无耻地依靠殖民者共产党恩赐掠夺来的一点小恩小惠而苟且偷生;这,本身不仅是对共产党殖民统治的一个莫大讽刺,更是对共产党殖民统治的一个极大的控诉!

为殖民者卖命者如果落得这么一个靠施舍过日子的悲惨下场,其他人还对殖民者抱什么幻想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论你是卑鄙无耻的民族败类,还是平民百姓!

最后,这说明共产党殖民统治东突厥斯坦将近70年,共产党自占领初期培养的维奸、狗腿子——如库尔班·吐鲁木及其后人生活尚且如此贫穷无着落,还在继续靠共产党主子施舍一些残羹剩饭来艰难度日;可以想象,其他处于共产党殖民统治暴政下的被占领土维吾尔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了!?

不断地、无耻地宣传和贫穷维吾尔人结亲戚、施舍残羹剩饭;只能说明,不仅共产党在东突厥斯坦的殖民统治已经彻底失败;而且也说明东突厥斯坦共产党殖民当局、总督陈全国已经是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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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杨圣敏‘教授’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写完《杨圣敏不是历史学家,是党棍》的文章,本不想再谈论这位杨教授,已经够多了。

加上我以前写的两篇文章,杨教授的学术水平,我已经谈的够多了;然而,突然来自德国一个维吾尔朋友的电话改变了我的想法;最后,我还是决定再写一篇文章,再谈一下这位扬圣敏教授的为人师表及其人品、师德!

这位现居德国的维吾尔朋友曾经是杨圣敏教授的学生;八十年代,这位维吾尔朋友考入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古维吾尔语(突厥语)。

朋友在电话里说:“杨圣敏不仅是个党棍,他还是中共政权安插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密探!”我有点惊讶,就问朋友:“何以见得?”

朋友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朋友说在一个金秋新学期,有一天杨圣敏走进他们的教师,很神秘地关上门,对学生说他要搞一个民意调查,只为他个人研究用,绝对保密、绝不向外泄露,希望同学们如实回答每一个问题,以反映大家真实的想法。

朋友说因为杨圣敏平时和大家谈论民族问题都很开放,很是为大家、为维吾尔人所遭遇不公平愤愤不平,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也颇有微词;再加上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回族,和大家一样是少数民族、是穆斯林;所以,维吾尔学生对他非常信任;没有对他有过任何怀疑。

民意调查的卷子发下来,一看,特令正当年的维吾尔青年学生振奋!

什么“新疆的汉人是非法移民吗”、“对民族团结教育你怎么看?”、“你认为你是中国人、还是维吾尔人?”、“新疆的民族政策你满意吗?应该怎么办”、“你希望新疆独立吗?”、 “你认为新疆实现独立是可能的吗”等等。

很多学生想到是自己熟悉的、可信任的任课老师杨圣敏教授在搞调研,应该没有问题,也没有想过是否会有人秋后算账的问题,毕竟都太年轻;所以,就凭着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开始真心抒发自己的情怀,坦诚、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答案!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杨圣敏满脸笑容地收齐问卷纸离开了教室。过后,大家也忘了这事。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一些同学开始被学校辅导员找去谈话,谈话内容又很特别;辅导员似乎有话说,又说不出来,吞吞吐吐的;拐弯抹角地问学生的民族观点,特别是对“民族团结”、“民族问题”和“新疆独立”等的问题问的特别详细。

而且找去谈话的学生几乎都是平时特别爱发表民族观点的、特别有民族情绪的维吾尔族学生,他们大多数在杨圣敏搞得民意测验中直抒胸怀,对在新疆开展的所谓只针对维吾尔人的“民族团结”教育极为不满,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应该更多的针对狂妄无知的汉人,而不是处于被歧视、被侮辱的维吾尔人!

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点的,在杨圣敏的民意测验里直接提出维吾尔人和汉人根本不是一个文化圈的,信仰不同、民族也不同,根本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一员;历史上新疆绝大多是时候是个独立的实体;新疆的名称,如果真的尊重历史事实的话,根据历史及当地人们的习惯应该是“东突厥斯坦”!什么“自古以来”等等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如果是‘自古以来’那为什么又叫“新疆”呢?

还有的更干脆,在杨圣敏的民意测验中直接表述了自己追求民族自由、独立的愿望!

而被找去谈话的学生大多数是后两类学生,一开始,学生没有搞明白学校为什么找他们谈话,然而等连续几个人被找去谈话之后,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谈话内容之后,发现学校是在调查那些在杨圣敏民意测验中直抒胸怀的学生。

这下大家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是被自己的老师、自称自己是回族人,是维吾尔人信仰之教胞的杨圣敏教授所出卖了。

杨圣敏教授利用学生的单纯、幼稚,以拉近乎、说一些维吾尔学生喜欢听的激进话来获得维吾尔学生信任,然后以民意测验方式诱骗维吾尔学生说出心里话,以便提中共政权发现那些学生是潜在的‘分裂分子’、危险分子!何其阴毒!

朋友告诉我,后来,大多数批判中共‘民族团结’政策、批判所谓‘自古以来’表达民族自由、独立愿望的学生都被学校以各种理由开除了!没有被开除的也都是面前毕业,没有拿到学位证书,最后也都找不到工作。

而且因为民意测验中的观点被作为罪行写到了学生档案中,这些学生后来回到家乡后,又成为了当地公检法重点监视对象,一有风吹草动,就被抓去审讯。

总之,这些年轻人的一生就此被彻底的毁了,有的甚至因此而最后家破人亡了!这就是这位为人师表的杨圣敏教授在课堂上对其学生的所作所为!

杨圣敏是个披着羊皮的恶魔,他根本不配被称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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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第一次参加“十一”中共违法占领东突厥斯坦抗议活动的后感

苏笔 (Subi),特邀作者

我是一位刚来美国没多久的维吾尔人,在来到美国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民族和自己在这个世界社会里的地位。因此我想借这篇博客向所有在这自由,公道社会里幸福生活的人们讲述一些事实。

还记得自己在东突厥斯坦的时候,每到10月1日都是大家最高兴最开心的时候,这不是因为这个节日是那么的令人兴奋,而是因为在中国的10月1日国庆节全中国都会有7天的假期,大家的开心都是因为可以好好的放松,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认为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美美的出去旅个游。

但是当我来到美国,认识了很多跟我一样从我们美丽的故乡东突厥斯坦(中共改称为“新疆”)来到美国的维吾尔族同胞,他们在这里是那么的自由,那么的认真,那么的努力。在一起生活和学习的时间里他们也让我重新定义了我的民族。之前在自己故乡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么多的民族问题,因为自己一直蒙在鼓里,一直在被中共统治者洗脑。当我来到美国——一个信息全面开放的有着人权主义的国家。我发现我的所有维吾尔族同胞们并不是生活的那么自由,那么的幸福。

然而是: 一个生活在自己的故乡却每天都担惊受怕的民族,一个生活在自己故乡却自己的资源全被汉人剥夺的民族,一个生活在自己故乡却不能自由自在生活的民族,一个生活在自己故乡却被中共统治和残害的民族。

而这一切的发生就是从中共建立它的统治国以来一直发生和存在的,中国的10月1日对我们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所有维吾尔族同胞来说都是末日,中共在建立它的政权以来一直说着各个民族之间要和睦相处,但他们都是表里不一有着险恶用心的国家。他们打着和谐共处的旗帜其实是在压制我的维吾尔族同胞,剥夺我们的自由,剥夺我们所有的权利。

从中共统治成立开始到现今贪婪的中国政府在一点点的挖空我们所有的资源,从西气东输,西油东运甚至是这些年来的西电东送。他们从来没有征求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维吾尔人的同意,肆意的剥夺和破坏我们的故乡,当维吾尔族同胞反对和反抗的时候中国政府采取的方法则是镇压和欺骗。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更加的放肆,他们先是慢慢的减少维吾尔语教学的学校,进来则是实施了所谓的双语政策,这项政策很明显就是为了慢慢的将我们的语言同化,将我们失去自己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语言则这个民族就将不复存在,不得传承。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没有人性没有道德的犯罪行为。

近些年因为在故乡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从7.5事件开始中国政府说这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这将我们的所有维吾尔族同胞在中国有了另一个称号则是“恐怖分子”,这四个字说是很容易说的但是这四个字的意义却可以让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彻底在别的民族之间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利用这样的称号残害我们的维吾尔族同胞,另我们现在生活在故乡的维吾尔族同胞生不如死,每天都是别人异样的眼光,再也没有公平公正之说。

我们的维吾尔族同胞的数量在一天天的减少,很多维吾尔族同胞都抛下了自己故乡到了另外的国家,这些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残酷无情。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每天都要被搜身,每天都要查身份证,每去一个地方都要过安检门,每个路口都有武警把守每个人都不能穿戴自己喜欢的东西,每个人都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个维吾尔族同胞都不能像汉人一样得到应该得到的职位的地方。

在重新认识了自己维吾尔族同胞在自己故乡的一切经历,我现在不在因10月1日而高兴,反而则是痛恨这一天,这是让我的维吾尔族同胞失去自由的一天,这是一个改写了我们民族历史的一天,这一天是一个贪婪的独裁者统治了我美丽故乡的一天。10月1日这一天我会更加的牢记,就是因为这天我的民族才沦落到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要唤醒我的所有维吾尔族同胞。10.1日应该是我们反抗和悲愤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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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你是维吾尔族的?

·吾斯曼(A.Osman特邀作者

2013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乌鲁木齐八钢夜市。卡斯姆跟一朋友来到一烤肉摊位。两人 在八一钢铁厂同一车间上班。今天刚好是卡斯姆的生日。两人一起下班,打算在夜市坐一会儿再回家。

烤肉师傅刚把烤好了的肉串端来,两人准备吃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对着他们说了一句:“逞能什么你们,逞能?除了烤羊肉串还能干嘛你们?啊?”卡斯姆愣住了,只看到他手里拿着一窜羊肉动也不动。结果还没有吃下去就已经没有胃口了。

卡斯姆像触了电似的,脸色苍白,像丢了魂一样。看到卡斯姆的表情,朋友拉了一下他的短衬衫袖,好像要说“别理他!”经观察发现那人有些“喝多了“,凡是看见维吾尔人就说一些类似的话,比如像“什么他妈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应该说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才对,没有我们汉族,你们他妈的哪儿来的火车,飞机。没有汉族你们什么都干不成”之类的。

最后听到那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卡斯姆有些不耐烦了,准备过去跟他讲两句,被朋友硬硬的挡住了。那人说:“我就是想不通八钢为什么会聘用你们维族人。还有,你们不应该有和我们一样的工资待遇,而且基层劳务活儿应该由你们来干。”

周围维吾尔小伙子也有几个。但是没有人做出任何的反应,只能措手不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站起来“讲道理”或“讨公道”就会被戴上“分裂分子”,“恐怖分子”的帽子。在这里就不说这位汉族是真的“喝多了”还是“吃了豹子胆,故意挑拨着几位维吾尔人“或者说”刺激他们的耐心而换来维吾尔人忍不住动手然后可以将他们绳之于法的结局”。遗憾的是,这种令人心酸的情景在东突厥斯坦汉族群众当中越来越普遍。

卡斯姆记得有几次跟一起上班的汉族同事有过斗嘴。每次都是因为在作业当中汉族同事用一些刻薄的语言直截了当的侮辱他。其中有一次汉族同事说:“你懂什么?站一边去。去烤肉吧你!”在就业领域,如果民众当中存在这种情形,那么如果把目光转向官方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东突厥斯坦,中国官方外层上看起来没有明文规定针对维吾尔族拒绝安排就业或不聘用。而实际上,潜规则到处都是。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政府部门不用提及。因为除非是共产党特殊培养的“中坚力量”,不管是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毕业的,免谈,句号。

民营企业:随着政府大规模资助下的汉族移民的大量流入,很多民营企业都拒绝聘用维吾尔人。有些公开声称“不接受维吾尔人”的情景让人十分担忧。这些情节当然都是口头交流,没有文字证据。回到话题,就业领域已经出现了明确划界和分类。而面对无数此类的情形,维吾尔人讨公道都没有机会。因为共产党能用“我们调查调查”来打发任何讨公道的企图或行为。换句话说,在拿不出白纸黑字证据的情况下企业都否认其歧视行为。

阿孜古丽毕业于内地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怀着远大的理想回到了家乡。她所学的专业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一个好的政府部门或者民营企业是没有问题的。而事实上,她在应聘道路上受到的待遇可以说改变了她之前的所有的想法。首先被政府部门拒绝。当然拒绝原因很简单,说是要男性,不要女性。好。去民企应聘试试。民企说要国外毕业回来的。好吧。去私营企业试试。说戴头巾不行。当然,前面的这几个都是汉族企业。(说到这里,我纳闷啊,有至于这样分么?别的不说了,分裂分子是谁造化出的?)最后到了一家维吾尔私营企业才有人愿意接受。像阿孜古丽经历的这种情况在千千万万的维吾尔年轻人当中已经变得正常了。

我作为维吾尔人不能谈自己被歧视了,被疏远了,被隔离了。我没有权利抱怨,没有权利上诉。 你倒好。你作为汉族移民可以胡作非为。而且还能反咬一口说我搞分裂,搞独立。看来只有一件事你还没有做,公开的,大胆的说:中国是汉人的天下,新疆也不例外。谁让你是维吾尔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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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哈木的人权桂冠与“分裂国家罪” 的孰是孰非 --专访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迪里夏提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迪里夏提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Marion Chen,自由记者

2016年10月11日晚,享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Martin Ennals Award)颁奖典礼在瑞士举行。该奖项颁发给了因“分裂国家罪”被囚禁在狱的中国大陆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创立於1993年,用已故英国人权活动家马丁·恩纳尔斯的名字命名,评委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10大国际人权组织。这一奖项对伊力哈木促进地区和族群间和平共存的努力给予了最高的肯定。颁奖当天,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伊力哈木获得此奖给予了高度评价。

该奖项的颁发,引发中共当局对西方社会的不满。BBC报导称,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星期叁(12日)批评西方社会“专挑中国’蹲监狱的’”颁奖,“找中国麻烦”。为此,本报记者就伊力哈木获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作了专访。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共当局囚禁伊力哈木的原因?

迪里夏提:伊力哈木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在为维吾尔人争取平等、言论自由等方面,包括维吾尔族的生存,信仰, 文化等权利,向北京发出了和平的建议音。

中共政府对伊力哈木的重判,实际是为了以此方式来恐吓所有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达到其噤声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中共当局最担心的,是知识分子针对中共推行的针对维吾尔民族的特定政策所发出的反抗声音。

对伊力哈木的重判,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司法的亵渎,而且完全是出於北京的政治利益需要。

伊力哈木任教中央民族大学期间,建立了一个维吾尔在线网站。通过该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维吾尔人的处境,并通过网络进行和平沟通。由於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所采取的特定政策,担忧这样的平台会引发更多的人了解维吾尔人遭遇的历史真相,了解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的政治动机,给中共当局带来政治不利。

伊力哈木构建的网络平台,无非是更多的增进中国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而这种了解却恰恰触及到了北京的政治底线。因此,伊力哈木遭到中共特定的政治判决--终身监禁。

实际上,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因言论或不同观点而遭致终身监禁的案例。这的确是一个极端的判决。相较於中国大陆其他知识分子因言治罪的案例,伊力哈木遭到终身监禁的判决,典型的体现了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民族带有敌意心态,在判刑过程中采取典型的双重标準。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司法不健全、司法目的是服务於政治的前提下,也是采取的双重标準。

记者:您认为伊力哈木的获奖对中共当局会产生哪些影响?

迪里夏提:此次伊力哈木的获奖,是对他行使言论自由和推行国际普世价值的努力的肯定,同时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他遭到终身监禁的境况的关注,维吾尔族人遭到中共系统性迫害的现状也会因此而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

伊利哈木的获得人权奖,是对中共当局宣称改善人权的巨大讽刺。中共的政治体系,是一个言论与言行均相自我矛盾的体系,从来就没有在国际上履行过对改善人权所做的任何承诺。伊利哈木在其遭受监禁期间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说明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了中共当局是一个系统性迫害人权的专制政权。

我相信,此次伊利哈木的获奖,会更多的引起国际社会对他处境的关注,对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的关注。

我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不要仅仅停留在颁发这个奖项上,而停止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中共现在正在成功的通过经济利益的手段,分化尊重人权的西方国家。

中共当局应该因此而反省对维吾尔族的政策。能否释放伊力哈木,是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北京与维吾尔族之间长期争议的问题的体现,也是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在国际社会兑现对人权问题的承诺的体现。何去何从,取决於北京是否拥有善意。

我认为,该奖项对中共当局是一种外交上的压力。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而这个人权奖却是在联合国总部颁发的,这是对中共当局的巨大讽刺,应该引起中共当局的惊醒,反思对伊力哈木的政治判决,无罪释放伊力哈木。这对北京在国际上重塑正面形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中共当局不应该过激的抨击这个获奖,而是应该感到欣慰。但从其过激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是没有诚意的,相反一直在为自己践踏人权寻找藉口。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共当局定义的“疆独”概念?

迪里夏提:实际上这是中共当局在推卸自身迫害维吾尔族的责任的一种说词,当地的动盪和北京的挑釁有著直接的关係。

这是历史遗留的争议问题。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争取自己政治归宿的权利,更何况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依据联合国人权宪章,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维吾尔人想要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我认为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规定和精神的。所谓“疆独”,实际是中共当局在推卸自身引发当地动盪的政治责任,也是在歪曲民族自决的权利的内涵和意义,是在剥夺维吾尔人履行和行使民主自决的权利。

我认为,行使民族自决权来选择本民族的政治归宿,其最佳方式是进行公投。

中共为了剥夺维吾尔人的自决权,采取了一些系统性的压制,甚至采取了军事镇压的方式,这完全是在歪曲维吾尔族人民和平寻求自己政治归宿的权利。

尤其近百年来,维吾尔族和汉族,无论在文化、信仰和历史背景等方面都一直存在著争议。也许,这对中国人(汉人)来讲可能很难理解。

“新疆”顾名思义,就是新的疆域的意思。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就是一个新取的名称,而非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维吾尔人一致在寻求自己的政治归宿。维吾尔人的政治独立运动不是“疆独”,準确的讲,其政治独立运动应属於复国运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末,我们成立过两次共和国。实际上,“疆独”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就是复国。我们成立过自己的共和国,我们有过自己的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甚至有过我们自己的民族军。準确的讲,我们的政治运动叫维吾尔复国运动。

记者:伊力哈木的获奖对维汉和平共处的贡献是什麽?

迪里夏提:伊力哈木本人和中国的精英层是有所接触的。他的获奖,不仅维吾尔人为此感到欣慰,我也注意到,中国的精英们也非常欢迎他能获得最高的人权奖。可见伊力哈木所构建的沟通平台,起到了一定的效应。然而,这样的效应却正好触及到了中共当局打击维吾尔所设定的政治框架。他的获奖,不仅是获得了国际的肯定,同时也赢得了中国精英们的认可。

记者:维吾尔族的复国对维汉民族问题的解决有什麽意义?

迪里夏提:所有民族和平共存的问题,其前提是民族的自决权应得到应有的尊重。维汉之间的问题也是如此。

我们愿意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进行全民公投来决定维吾尔族的政治归宿。只有首先获得主权,不被奴役,才有可能谈及和平共存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争取我们应有的这样一个权利。

其次,我希望汉族的精英们能够理解,这是联合国人权宪章所规定的权利,是每个民族应该享有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尊重我们民族自决、选择自己政治归宿的权利。这是个前提。公投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尊重民意。

维汉之间的关係,取决於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能否从理性的角度上看待维吾尔人追求摆脱现状、寻求自己政治归宿的诉求,能否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联合国所赐予的、每个民族都应享有的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

记者:“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对西方社会看待中共当局的人权状况的具有什麽意义?

迪里夏提:伊利哈木获得该奖,能够普遍引起西方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广泛关注。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中共正在成功的分化西方,通过经济利益在西方进行渗透,导致西方无法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人权问题发出统一的声音。

希望该奖项能够提醒西方,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而默认中共对人权这个普世的价值的践踏,这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价值底线的挑战。

伊利哈木的获奖,希望能唤醒西方,必须重新认识中共当局。於中共当局的合作,无论是在经济、外交、政治等各个领域,首先必须确认的是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反之西方自身的价值体系将会因此而遭损毁。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失衡。

在中国人权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对於中共所施加的压力,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而是因该避免被中共利用经济所进行的分化,从而使西方能够发出统一的声音。

希望这个奖项能够起到让西方警觉:中共不仅是在系统性的针对维吾尔族人进行迫害,对其他信仰也在同样是进行著系统性的迫害,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现状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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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请不要再让维吾尔人绝望

IlhamTohtiBayraq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一位刚从东突厥斯坦来的、忧国忧民维吾尔知识分子相遇。

在短暂交谈中,我听完他对东突厥斯坦目前形势极其绝望、悲剧性描述之后,在沉重的呼吸中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他非常爽快的说:“问吧,大哥;我进我所能、就我所了解回答你。”

我问他处于他所描述那么一种绝望、严厉、几乎令人窒息的独裁殖民控制中,维吾尔人、以及维吾尔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机会、还有胆量在一些私人场合公开探讨民族问题、探讨民族的未来出路。

他看了我一眼,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当然啦,在我们的私人聚会中我们还是会谈论民族问题。大哥,记住,和以往你在祖国的时候一样,任何维吾尔人的私人聚会,都要从谈论民族问题、维吾尔民族的出路开始。当然,有些场合的谈论隐晦一些,有些场合的公开一些;谈论问题的尖锐、激烈程度,取决于聚会场所和在座人员。但是,可以肯定,维吾尔人的任何聚会都离不开维吾尔问题及其出路的探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又问:“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未来东突厥斯坦境内的维吾尔人及维吾尔知识分子怎么看。”

他停顿了一下说到:“7.5之后,大多数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是彻底的失望了,包括那些过去认为是地方汉人官员太坏,中央应该是好的;只要中央认识到在东突厥斯坦的政策有问题,就会有改变;也就是维吾尔人当中,那部分对中共政权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的、被我们维吾尔人骂为中共狗腿子的维吾尔人也都对政府彻底失望了。”

他继续说道:“因此,任何一个维吾尔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还是警察、士兵,包括国家公务员,都在思考维吾尔民族的出路。大多数维吾尔人,看到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充斥于大街小巷、学校、兵营的警察、士兵、飞机坦克,看到每天由火车站、机场流入东突厥斯坦成千上万汉人移民,以及充斥于各级政府部门的汉人官员;见证着城市各个路口、角落,农村、牧区遍地的检查站、摄像头,似乎看不到希望;然而,还是有一些信仰坚定的维吾尔人、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未来是抱着希望的,他们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人支持我们,维吾尔民族是有希望获得自由的。”

我最后问他到:“对伊力哈木教授被判无期徒刑,维吾尔人及知识分子是如何看的?惊讶、失望、绝望?”

他看我一眼说到:“都有大哥;惊讶、失望、绝望,还有愤怒!极端失望,几乎是绝望!还有就是愤怒。我们圈子里,没有一个人想到伊力哈木教授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绝对是出乎大多数维吾尔人,包括政府维吾尔官员预料的。”

他继续强调说:“如果说,7.5乌鲁木齐屠杀使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界限极其明显划分的话;伊力哈木教授的被判无期徒刑,使对习近平、张春贤上任后的中共新政抱有幻想的维吾尔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彻底幻灭!”

“我们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本人,一听到伊力哈木教授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理电脑,删除全部有关伊力哈木的文章,删除任何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通过伊力哈木教授的审判,中共给维吾尔人,特别是维吾尔知识分子的信息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场所,都不得谈论任何中共的民族政策!”

我又问道:“对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国内维吾尔人了解多少?怎么看?”

他说:“对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几乎不了解,得不到消息,封锁极其严厉。你知道的大哥,最早大家是通过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广播来获得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信息的;现在中国政府一是加大了电磁波干扰,收音机噪音大的几乎听不成;二是在一些地区公开收缴维吾尔人家里的收音机;所以,有自由亚洲电台收听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消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个了解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手段,过去几年曾经是上网利用翻墙软件;现在政府查的特别紧,到处是网络警察,一旦发现有维吾尔人翻墙看国外维吾尔网站内容、或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节目,立即抓捕、判刑,搞得人人自危。现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一大批维吾尔人连智能手机都不用了”

“过去维吾尔知识分子了解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还有第三条通道,这便是通过所谓的‘反分裂研究专家、学者’所写的批判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文章,获得一些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消息;尽管来自这些批判文章的信息比较滞后,但总能发现一些有用的、大家关心的信息;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这些‘专家、学者’写的文章,现在只在内部流通,不再公开发表了、或限制流通范围。”

“现在,可以说,在国内获得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消息的通道,只剩一条:即,通过来自国外、或访问国外回来的维吾尔亲朋好友获得。 ”

“怎么看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大哥,国内的维吾尔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外,寄托在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只要有一点有关国外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消息传进来,什么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会议的召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会议的召开;美国发表人权状况报告、宗教自由度报告,以及比较大一点的游行示威都会让我们激动一阵、振奋一阵!”

“年初以来,有关伊力哈木教授要获得萨哈洛夫人权奖的消息正在悄悄传开;维吾尔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些政府公务员都特别激动;都希望消息是真的,希望伊力哈木能够获得的萨哈洛夫奖,希望伊力哈木还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种国际大奖尽管不能立即改变维吾尔人的状况,但大家都知道,这至少说明国际社会还没有忘记维吾尔人,世界上还有正义存在!维吾尔人并不孤独,维吾尔人并不是在为自由孤军奋战!这是莫大的激励,是希望!”

我默默无语,作为生活在西方几十年、奋斗在海外维吾尔自由运动中心已经将近十多年的一个维吾尔人;在见证了近几年西方国家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只是嘴巴上批判一下,实际上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短视行为,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默默的在心里祈祷:欧洲议会,一定不要辜负东突厥斯坦这些处于中共黑暗统治的勇敢维吾尔人的期望,一定要把萨哈洛夫人权奖颁给伊力哈木教授! 不要让维吾尔人最后的希望变成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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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不是历史学家,是一个党棍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大约是两周前,维吾尔人权项目协调员祖拜拉女士给我发来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写的一篇文章《维吾尔族与突厥是两个不同民族》。

初看题目、作者,尽管我对杨圣敏不很感冒,但想到杨圣敏咋说还是个教授、挂着个民族学、历史学家头衔,想当然地以为这篇文章,杨教授肯定是引经据典、上下千年纵横论述;要反驳,可能还得花时间查资料,就搁下没有看。

然而,当天下午,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阿里木斯伊托夫又发了个电邮,问我是否能写篇文章反驳一下杨圣敏的谬论。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回复阿里木:我先看看。

稍过一会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我静下心来读了一遍杨圣敏的这鸿篇巨论。还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尽管我过去和杨教授隔空交过手,知道杨圣敏教授是共产党培养的红色学者,天不怕地不怕、敢说胡话;但读完杨教授的这篇文章后,本人确信杨教授不仅是个‘只要党需要,历史也可胡说’的共产党党棍!而且还是个草包、蠢货!

杨圣敏的这篇文章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结论武断、模糊、缺乏依据不说;通篇文章都是在以杨教授自己的一厢情愿颠覆历史,罔顾世界突厥学研究结论,甚至罔顾中国一些汉人突厥学历史学前辈辛勤研究形成的历史定论和历史事实,在按照主子共产党的意愿,编写共产党现行民族政策所需要的‘维吾尔历史’。

杨教授的文章,以《维吾尔族与突厥是两个不同民族》为题。开篇却以:“公元4至5世纪以后出现的突厥和回纥部落都源自北狄。”来开始他的论述。

但在这里,杨教授“犹抱琵琶半遮面”故意回避、不去点明“回纥”其实就是“维吾尔(Uyghur, Uighur)”的另一古汉语发音。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回纥”是“维吾尔(Uyghur, Uighur)”的古汉语发音;“维吾尔”自古至今,在维吾尔语发音中没有变化;然而在汉语史料中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着不同的发音名称;丁零、丁灵、狄历、铁勒、敕勒、回纥、回鹘、畏兀儿、维吾尔等等。

根据在吐鲁番发现的《Oghuzname(乌古斯传)》以及波斯史学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Allah)《史集(Jami Al-Tawarikh)》(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6-147页,商务印书馆),最早,“维吾尔”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的名称,是突厥民族民族英雄、先贤——乌古斯汗授予一开始支持他的那些部落联盟的名称;这部落联盟里包括了“铁勒(Qanqli)”、“葛逻禄(Qarluq)等各突厥部落。

伴随历史滚滚车轮,乌古斯汗死后,其建立的维吾尔部落联盟中的一些强者先后建立了匈奴帝国、蓝突厥帝国、乌尔浑回纥帝国、喀喇汉王朝等等的部落联盟帝国,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氏族,强使联盟中其他部落臣属;还有一些部落因为不堪忍受强者的压迫,远走他方,前后离开了这个部落联盟。

自始至终继续沿用、并保持维吾尔这一神圣名称的是现代维吾尔人的先辈;他们在汉文史料中、在不同时代、根据书写历史之汉人史学家的喜好被冠于不同的汉语名称!这些汉语发音名称有些和原语种发音很近,有些发音变化极大;但根据名随主人原则,肯定不能仅以汉文史料中不准确发音去归属古时代各部落。

根据吐尔贡·阿利马斯(Turghun Almas)《维吾尔人(Uyghurlar)》,蓝突厥帝国建立之后,谷楚路·比勒格·汗(Qutluq Bilge Qaghan)将维吾尔部落联盟划分为了10维吾尔9乌古斯部落联盟(10 Uyghur 9 Oghuz)(参看《维吾尔人》维文版235-240页)。

10姓维吾尔为:药罗葛(Yaghlaqar)、胡础葛(Quturghur)、鹁歌息(Boqasqir)阿勿締(Awchagh)葛萨(Hazar-Qasar)斛塭素(Hoghursu)药勿葛(Yaghma)奚耶勿(Ayawir)絀罗勿(Turlamwibur)阿跌(Adiz)

9姓乌古斯为:回纥(Uyghur)拔野古(Byirghu)浑(Hun)仆固(Boko)同罗(Tongra)契苾(Chibni)思结(Izgil)葛逻禄(Qarluq)拔悉蜜(Basmil)

吐尔贡·阿利马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诗人,潜心半生,收集研读维吾尔、波斯、俄文、汉文史料写就的《维吾尔人》被中共批判禁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吐尔贡·阿利马斯主要利用汉文史料,说出了不同于中共御用历史学家的、站在维吾尔人立场的东突厥斯坦级维吾尔人历史;并且,以汉文史料推翻了一部分,如杨圣敏教授之流,御用史学家对维吾尔历史的歪曲、编造。

吐尔贡·阿利马斯和其他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及一些中国突厥学专家一样,认为维吾尔人和突厥有着血缘关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杨圣敏教授这篇文章尽管绕了半天,但最后他还是在无意中证明了吐尔贡·阿利马斯的观点是对!

好,对维吾尔、突厥关系的不同于御用汉人史学家的简单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回到杨教授的文章,继续对其文章中前后矛盾的分析、解说。

杨教授在开篇点题之后,接着写到“狄人原居于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再往后,杨教授指出“在先秦及两汉时期,狄人又被称为“丁零”、“丁灵”或“狄历” 到了公元3世纪以后,又相继被称为“敕勒”和“铁勒”。”。

在该文“(三)狄人北上与南下”论述中,杨教授写到:“狄人的原始居地在鄂尔多斯地区。到了商代,狄人已遍及中原北部各地,并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即赤狄、白狄和长狄。”,接着,杨教授指出:“……为了生存和发展,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狄人主力开始向东南和北两个方向迁徙。”

“ 向东南的一支(白狄)分布于河北、山西北部的长城沿线。”“ 北迁的狄人一部分以内蒙古阴山一带为活动中心,后来构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主要是赤狄中的一支)一直向北,越过戈壁,进入了漠北大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

注意杨教授这一段的论述:“……由于狄人是一个具有相同语言、文化的族体,因此,他们的迁入,改变了当地原来各不相同的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使整个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出现了罕见的一致性。汉文史书中称他们为“丁零”。这些迁入南西伯利亚的丁零人与分布于蒙古草原南部和中原北部地区的同族人从此就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区别日益明显并逐渐分化为完全不同的民族,南部的是以匈奴为首的各部落集团,北部的则是丁零与铁勒。”

到此,杨教授已经很轻松的完成了由狄人到匈奴、到丁零、铁勒的发展演变。

注意杨教授在上述段落的最后一句话,他将“丁零”和“铁勒”并列。

再看该文 “(五)突厥回纥分属于东西两个丁零人集团”论述,在此杨教授开始了他的胡搅蛮缠谬说。

请看杨教授这段论述:“东部和西部丁零的差异日益明显,到后来,就发展成相对独立的两个集团。后来的回纥部就出自东丁零,而阿史那氏的突厥部和葛逻禄等部则出自西丁零。”

“虽然所有的丁零人都说突厥语,但由于东西之间方言的差异,一些部落之间甚至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

杨教授穿越时空发现了“都说突厥语”的丁零人部落间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

杨教授在该文“(六)突厥的兴起与灭亡”中继续其论述:“公元3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

刚才还并列为两个部落集团的“丁零”和“铁勒”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名称,杨教授在玩魔术!?

注意杨教授这一段论述:“到了公元6世纪,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他们从准噶尔盆地向东攻入蒙古草原,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于公元552年消灭了统治蒙古草原的柔然汗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从此以后, “突厥”(türk)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

到此,按杨教授的说法“突厥”出现了。

继续看杨教授的宏论:““突厥”作为一个族称,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语义。狭义的突厥族是指公元6至8世纪建立突厥汗国的阿史那氏和与之有近支关系的各氏族和部落,如阿史德氏族等,在突厥碑铭中统称为 “兰突厥” (意为天上之突厥)。他们建立并统治着突厥汗国,在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政权之后,东、西突厥的统治阶层仍然都是阿史那氏。在突厥汗国时期,回纥(维吾尔)部一直与阿史那氏的突厥统治为敌,回纥从来不被认为是突厥族。

在此,杨教授认为以这种符合现政权意思的、恶意猜度历史上不同民族关系的方式给出“回纥”即为“维吾尔”的时机成熟了!?

继续读杨教授对“突厥”名称所下定义:“广义的突厥则包括了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境内那些受“兰突厥”统治的众多铁勒部落,他们在突厥碑铭中被称为“黑民”。他们都使用自己本部落的名称,并不自称“突厥”。只是中原汉文献中有时将突厥汗国境内的各部统称为“突厥”。”

杨教授在前一段里说:“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在解释广义突厥之意时又说:“……突厥则包括了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境内那些受“兰突厥”统治的众多铁勒部落,他们在突厥碑铭中被称为“黑民”。”

根据杨教授至此的说法:“铁勒”既是“丁零”三世纪之后的称呼,又是和“丁零”并列的一个部落;而且,铁勒既是突厥兴起建立蓝突厥帝国的主体部落集团,又是处于蓝突厥帝国统治的众多部落,是杨教授暗含贬义的“黑民”;他们本来不自称“突厥”是中原汉文文献把他们称为了“突厥”。

继续读杨教授的宏论:“公元744年突厥汗国灭亡而回纥建国以后,回纥与突厥更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在公元11世纪出版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自称突厥,并很明确地称回纥(维吾尔)为敌人。”

在这段杨教授的宏论里,杨教授为了证实其“维吾尔”“突厥”两个不同民族谬论,居然毫无羞耻地否定《突厥语大辞典》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的维吾尔民族身份,杨教授真的胆大包天;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后面又否定了这一点!

杨教授在该文:“三、维吾尔族是如何形成的”“(一)回纥(维吾尔)的来源”中承认:“今天的“维吾尔”与古代的“回纥”都是原蒙古草原上一个部落的突厥语名称——“Uyghur”——的不同音译。”

在该文“(二)回纥汗国的建立”论述中,杨教授写到:“公元744年,唐朝联合回纥和其他铁勒部,消灭了突厥汗国。当时在蒙古草原上的诸多铁勒部落中,回纥就成了最强大的部落。”

注意最后一句话:“……回纥就成了最强大的部落。”根据杨教授这句话,回纥是诸多铁勒部落中最强大的一个部落。杨教授还在前面说:“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从此以后, “突厥”(türk)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杨教授的上述论点;“突厥”来自“铁勒”且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突厥帝国;“回纥”也来自“铁勒”,也通过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建立了回纥帝国;但“突厥”和“回纥”却不是同一个民族?

再继续,在该文“(四)回纥人的语言文字”中,杨教授写到:“回纥人操突厥语。在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和南西伯利亚,凡属于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联合体的部落都操突厥语,只是在不同地区和集团间有方言的差别。……回纥与其他操突厥语的部落一样,最早使用的文字是突厥文”

前面,杨教授说“……虽然所有的丁零人都说突厥语,……一些部落之间甚至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现在说:“凡属于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联合体的部落都操突厥语,只是在不同地区和集团间有方言的差别。”前后矛盾!?

杨教授在其论文“(五)回纥汗国的崩溃与西迁”中写道:“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在外敌黠戛斯的进攻和内乱中崩溃。……另一支西迁到了今新疆,并逐渐征服了南疆各绿洲上的土著人政权,在当地定居下来。”

紧接着,在该文“(六)回纥与南疆土著人的融合”中,杨教授写到:“在公元840年以前,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原居住着多种民族,其中有塞种人、羌人、汉人等,但没有突厥人和维吾尔人。”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但没有突厥人和维吾尔人。”

我们现在回到我引用杨教授有关《突厥语大辞典》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那一段;“公元744年突厥汗国灭亡而回纥建国以后,回纥与突厥更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在公元11世纪出版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自称突厥,并很明确地称回纥(维吾尔)为敌人。……”

在此处,按杨教授的说法,在回纥于公元840年进入东突厥斯坦南部之前,那里既没有突厥人、也没有维吾尔人。但前面在谈到突厥时,杨教授肯定了《突厥语大辞典》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突厥,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在11世纪在西迁回纥建立喀喇汉王朝首都、维吾尔文化发源地——喀什噶尔完成其《突厥语大辞典》的;根据马赫穆德的喀什噶里自称及考古发现,现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已肯定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喀什噶尔人。

现在我要问杨教授,到底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突厥还是维吾尔?你为什么避而不提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西迁回纥建立喀喇汗王朝王室成员?

如果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突厥,按杨教授的说法,则可以肯定,在回纥进入东突厥斯坦南部前,那里有突厥;如果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维吾尔,则在回纥进入东突厥斯坦南部时,那里有维吾尔,也是可以肯定的。

总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杨教授在无意中证明了,突厥和回纥(维吾尔)都有直接血缘关系!难道不是吗,杨教授?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

杨教授其他的胡说八道,我就在此不一一指正了,实在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什么“阿古柏拥有3000奴隶,……许多维吾尔等族的儿童被贩卖到中亚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去当奴隶。”等等的无稽之谈。

杨教授绕来绕去、啰里啰唆、据搅蛮缠,企图证明维吾尔族与突厥是两个不同民族,然而,杨教授把他自己也给绕糊涂了,最后,不仅出乎大家意料地证实了维吾尔(回纥)和突厥有着直接血缘关系;而且,还直接证实杨教授是个愚蠢、无耻的党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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