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吾尔留学生的回忆

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为了保护当事人父母,以下文章所有人名地名均是化名 – 作者)

      2014年的1月5日,伊斯坦布尔迎来了又一位维吾尔留学生,肖凯提。他是克拉玛依人,刚上完高中,受到一位留学土耳其朋友的影响,年轻气盛的肖凯提,想去国外展开一场新的人生体验;掂量权衡再三后,最终,他决定去土耳其留学。

      到伊斯坦布尔,在朋友的帮助下办理了学生暂住证。为了尽快精通土耳其语,朋友推荐他住进了一个公立学生宿舍,肖凯提就此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 @网络图片

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 @网络图片

      学习土耳其语的日子对于维吾尔留学生们来讲总是最惬意的,短时间即可精通语言,有充足的时间去领略这个世界名城的风光。在景色优美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咖啡厅,肖凯提与友人喝着红茶,谈天说地。肖凯提惬意的享受着留学时光。

      在土耳其这种开放自由的环境下,另一个吸引肖凯提的是土耳其的政治环境。在机缘巧合安排下,他参加了当时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竞选演讲。看着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台上那么卖力的为自己拉票,令在中国从未见识过这种场景的肖凯提惊讶。从此肖凯提慢慢关注起了政治,发现了更多颠覆自己认知的真相。

      当肖凯提在YouTube和Google上搜索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找到了许多自己从未得知的事情,关于维吾尔人真实的历史,在家乡发生的各种惨剧幕后的真相。这让肖凯提在真正意义上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最重要的是的在自由的国家,他可以看到并讨论跟政治有关的一切,没有任何恐惧或其他东西能阻止。

伊斯坦布尔全景图 @网络图片

伊斯坦布尔全景图 @网络图片

     到了夏天,斋月期间。父母询问肖凯提是否想回来过节,肖凯提认为刚到几个月,没必要回去。为了更充分的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肖凯提决定等考进大学之后再回。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肖凯提太喜欢土耳其的这种生活,对比起家乡那种压抑的政治环境,土耳其的生活更放松自在。

      之后肖凯提继续悠闲度日。一晃时间就到了2015年,五月份是大学入学考试时间,肖凯提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胸有成竹。考试后顺利地被历史悠久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录取。离大学开学还有很久,肖凯提觉得该回回家乡了,决定七月份回去。

   七月五号對中國政府來說是个极度敏感的日期,国外的维吾尔人基本上都会避开这个时间段返回。肖凯提便选择了七五之后的航班。

   随着航班渐渐到达乌鲁木齐,可以看到乌云笼罩下的城市,肖凯提的心也越来越紧。坐在旁边的哈萨克斯坦小孩看着窗外乌鲁木齐的高楼大厦,激动的开始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肖凯提却一点都激动不起来。在外国人眼里,乌鲁木齐可能是国际化大都市,但在维吾尔人心里,乌鲁木齐只是个有着繁华表象,背后充满维吾尔人苦难的城市。肖凯提没有什么回家的喜悦。

    下飞机,很快到海关,不出所料,肖凯提受到了家乡特殊的欢迎方式。海关工作人员看了一眼肖凯提的护照就放在了一边,并让肖凯提去旁边椅子上等候。看着其他的外国人,汉人很快就过了海关,自己却还要等待质询,肖凯提就格外地愤怒,但他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忍着气默默的等待,谁叫自己是一个维吾尔人呢。

     许久之后,工作人员终于叫肖凯提进入一个房间。进去后坐在了一台电脑前,一则视讯电话打了进来,接着屏幕中出现一位警察,但不露脸,只有身子。警察开始询问一些基本情况,肖凯提一切照实回答,虽然麻烦但好在没多久便结束了。肖凯提终于从机场出来见到了等候多时的父亲,一起回到了克拉玛依。

      回家后,肖凯提见了一些友人,在家陪父母,很平常的暑假生活,但这份平静很快被一个电话打破。

    某天肖凯提在驾校练车时,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接电话之后,对方问他是否是肖凯提,等肖凯提肯定之后,对方立刻表明身份,说他是国家安全局的;问肖凯提是否有时间见个面聊一聊。肖凯提有点紧张,但努力控制着自己回复说:“我现在在驾校练车,等练完车可以见面。”对方接受了,告诉肖凯提一个饭店的地址,要求他到达后给他们打电话。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肖凯提赶到了那家饭店,回拨号码后,那人告诉肖凯提去饭店对面的一家旅店。

肖凯提走进路对面的旅店后,前台的工作人员将他带到了一个房间。进入房间发现居然是一个办公室,一个汉人和一个维吾尔人已经在等候了。汉人站起迎上来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欢迎、欢迎,我们是国家安全局克拉玛依分局的工作人员,你可以叫我艾尔肯,这是我的助手阿迪里。”随后便出示了他们的证件。肖凯提在惊讶于他的维吾尔语水平同时,极力试图保持平静,询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那个自称艾尔肯的汉人开始询问肖凯提在土耳其的经历,还坚持让肖凯提用维吾尔语说,以锻炼他的维吾尔语。肖凯提便开始叙述他在土耳其的留学生活。

     肖凯提知道这些国安人员会对那些比较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非常警惕,所以肖凯提故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整天花天酒地的年轻人,吹嘘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花天酒地生活。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后,肖凯提口干舌燥,汉人艾尔肯打断他说:“好了好了肖凯提,这次我们就到这里吧,也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主要是担心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海外的生活,所以叫你们过来谈谈,以后如果在海外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肖凯提知道他们不能惹,所以献殷勤地说:“理解你们,我每次出门去找朋友,回来以后我妈都要问我去做什么了,现在我出国一趟祖国母亲担心我,询问我在外面的生活很正常。”听到肖凯提这么说,汉人艾尔肯愣了一下,满意的赞扬了肖凯提一番,又说了一些客套话,最后告诉肖凯提今天就到此为止,并告诉他在返回土耳其前告知他们。接着旁边的维吾尔助手便送肖凯提出门了。

      出了旅店门口,维吾尔助手突然对着肖凯提说了一句:你在海外变得非常成熟啊!肖凯提故意笑着回复说:成熟什么啊,我还太年轻,我去网吧打游戏去了。接着就在大马路上点了根烟朝着最近的网吧走去。实际上,肖凯提平时根本不会在公共场合抽烟。

     到了网吧,打开游戏之后肖凯提并没有玩,而是仔细地回想刚刚的谈话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有没有哪里前后矛盾等等。实际上肖凯提也就一个普通学生,在土耳其也从没有做过任何违反土耳其和中国法律的事情,但身为一个维吾尔人,他知道如果国安想抓他,他们可以随意捏造个理由,肖凯提还是非常担心。仔细回想谈话内容,确信没有说任何可能带来麻烦的话之后,在电脑前坐了些许时间后回家。

    到家后,父母日常询问他,肖凯提把自己和父母的手机都拿上放进了冰箱,拉着父母到卧室告诉了他们刚刚发生的事情。父母很担心的询问他有没有乱说什么,肖凯提把给国安说的每一句话都复述给了父母,肖凯提的父亲听完后认为肖凯提回答的很好,不会有什么大碍,这只是国安们的例行公事,不用想太多。肖凯提的母亲是公务员,她也安慰肖凯提说不会有事,如果有什么事情她也可以找她的领导去反映。之后,尽管肖凯提度过了一段忧心忡忡的日子,但时间使一切慢慢淡忘转入正常。

      2015年的暑假即将结束,肖凯提返回土耳其继续学业。伊斯坦布尔大学虽然历史悠久,拥有不错的教学条件,但公立大学学生众多,教授们难找。肖凯提目光望向更好的私立大学,因而,肖凯提又开始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同宿舍的另一位维吾尔学生阿尔曼也在准备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两人就成为了舍友,一起去图书馆学习准备。过一段时间嫌宿舍太吵,两人就干脆搬出去租房子住。

     这段时间,肖凯提一门心思专注于学习;然而,好景不长,自2016年2月开始,令人不安的事开始侵扰大家的生活。

家乡的警察开始频繁向所有维吾尔学生微信发信,询问他们在土耳其的情况,并时不时的去每个人家里探访父母家人。

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去大学出具各种证件,发给国内审核,有些人还被要求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进行公证。这还不够,警察还威胁利诱一些维吾尔学生放弃学业回家。肖凯提还好,发完了学生证件之后就没有再找他,但室友阿尔曼被骚扰的非常严重,基本上每天都被警察发微信问东问西,一直诱导阿尔曼回去。连肖凯提都想骂那个警察,告诉他再烦我们了。二人尽力忍受骚扰继续学习,准备着2016年的私立大学入学考试。

伊斯坦布尔商业大学行政楼 @网络图片

伊斯坦布尔商业大学行政楼 @网络图片

     到了2016年五月,二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同时考入了伊斯坦布尔商业大学,肖凯提得到了半额学费减免,阿尔曼成绩非常好,获得全额学费减免。

     之后阿尔曼有想回家乡过暑假,但肖凯提极力劝阻他先别回去,肖凯提身边没有哪个维吾尔学生有被国内警察骚扰到像阿尔曼这种程度,再加上阿尔曼父母都只是农民,这样的维吾尔家庭很容易被消失。肖凯提告诉阿尔曼他回去很有可能会出事,2016年2月开始自家乡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安。阿尔曼更适合2017年暑假再回去。听完肖凯提的劝阻阿尔曼答应了不回去。

     之后肖凯提坐南航飞机直飞乌鲁木齐,回家的路上,回想着那些自家乡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肖凯提的心情比上次糟糕多;加上阿尔曼及其他朋友被警察通过微信骚扰的遭遇,肖凯提觉得家乡的形势变得捉摸不透,但架不住家人希望斋月全家团聚的期盼,肖凯提还是回去了。

    走下飞机来到海关,同样的程序,护照被放在一边,走进了之前的视讯房间,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克拉玛依的警察,但让肖凯提吃惊的是,审讯自己的居然是自己的堂哥,虽然看不到堂哥的脸,但声音和语气非常熟悉。堂哥显然也发现了自己视讯的对象是肖凯提,在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后,就表示审查完毕,房间内驻守的警察便让肖凯提出去,这时堂哥让肖凯提回克拉玛依后跟他联络,并给了他一个号码。肖凯提出了机场见到了等待的父亲,告诉父亲自己的堂哥审讯了自己。父亲听后也很诧异,为了更详细了解情况,父亲表示回去以后会找时间去亲戚家拜访一下。

     随后父子二人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了克拉玛依。肖凯提在回去的路途上明显感觉到了一些家乡的变化,警察的岗哨变得更多,协警也多了不少,肖凯提感觉到了一种恐惧气氛。

     回家后斋月就开始了,斋月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月份,依据伊斯兰教,穆斯林要进行集体祷告、封斋戒食提高自己的精神属性,回归本源。伊斯兰教作为维吾尔人文化中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维吾尔人都会在斋月封斋礼拜。肖凯提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老师,之前的斋月也都会封斋做礼拜,但这次斋月期间,肖凯提父亲的领导找到他并警告说,身为老师封斋做礼拜影响不好,希望他不要继续封斋了。肖凯提的父亲知道政策正越变越紧,就答应不再封斋。

     之后父亲把这件事情告知家人,肖凯提听了以后也再次劝阻父亲先别做礼拜,如果非要礼拜还是等肖凯提走了以后再做,免得出现什么状况影响肖凯提留学。父亲听后答应了肖凯提,在政治敏感方面父亲也非常认同肖凯提的判断。

     当肖凯提认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突发情况的时候,让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阿尔曼突然从QQ上给肖凯提发消息说他来克拉玛依玩了,有没有空带他逛逛。肖凯提第一反应是很生气,这阿尔曼我都那么劝他了,居然还是不听劝阻返回了家乡。但一想阿尔曼都已经到克拉玛依了,代表没有发生意外,肖凯提问清阿尔曼所在位置便去见面。

     肖凯提见到阿尔曼当即拥抱在一起,毕竟是一起奋战大学的好兄弟。找了一家有名的饭店,边吃边聊。肖凯提开门见山,直接问阿尔曼回来以后警察有没有再找麻烦,阿尔曼说家里人花钱送礼后摆平了,这下肖凯提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半截,但肖凯提还是有一种心里的不安,不过为了不扫好兄弟的兴,肖凯提没有再提及自己的疑虑。再聊了一些别的日常后,肖凯提就带着阿尔曼游览了克拉玛依。

    玩了几天后阿尔曼便返回奎屯,临走前还加了肖凯提的微信。肖凯提其实非常抗拒别的维吾尔留学生加自己的微信,在这些方面他一直都非常注意小心,但因为是阿尔曼他无法拒绝。送别阿尔曼后,肖凯提有些担忧,他突然想到自己还未给警察堂哥打电话,便立马拨通了电话。

    电话接通,肖凯提问候堂哥,并抱歉自己没有及时跟他联系。堂哥表示理解,刚回来玩几天肯定想不起来。两人嘘寒问暖了一阵后,堂哥突然问起了肖凯提的学业,肖凯提告诉堂哥自己刚刚从公立大学转入私立大学,今年开始学习新的专业,教学质量更好。堂哥恭喜了肖凯提,接着说:“弟弟啊,我觉得你也不要在家乡一直玩下去,应该早点回去准备学业更好,私立大学更看重成绩,你应该要早点开始准备一下。”肖凯提听完以后稍加思索立刻明白了堂哥的意思,诚恳的感谢了堂哥的建议,随后二人又寒暄了一番后挂了电话。

    当晚等父母回来以后肖凯提就表示要尽快返回土耳其,父母都很信任肖凯提,尤其是父亲也觉得这个斋月有点不同寻常的氛围,赞同肖凯提尽快回土耳其。第二天肖凯提就和父亲去了乌鲁木齐,买了回伊斯坦布尔的机票准备启程。

     进入机场,到了海关,同样的审查程序。在肖凯提忧虑的等待中,海关接到另一边克拉玛依警察的通知:学生,可以放行。肖凯提松了一口气,进入候机大厅等待。四点的飞机,等待中时间已经到了三点半,却没有任何动静。肖凯提越等越不安,担忧和自己有关。受不了的肖凯提去抽烟放松,回来以后机场工作人员通知说飞机出了问题,航班要改到明天,肖凯提感觉非常难受,这种关头自己运气如此糟糕。肖凯提很想留在候机大厅继续等待,但只能跟随工作人员去被安排的酒店。经过海关时候,工作人员看着肖凯提笑着说:“你好倒霉啊,明天你还要再走一遍审查程序。”肖凯提听了,只能苦笑一下,心中狠狠的咒骂这狗屁审查程序。

    到了酒店,父亲赶来了,在得知航班取消的原因之后安慰了肖凯提。第二天肖凯提去机场,父子二人再次互相拥抱分别。到机场,依然是重复之前的程序,好在没有意外发生,肖凯提成功的登上了飞机,但让肖凯提哭笑不得是又在飞机里等了许久。在肖凯提快被自己的各种猜疑折磨的快崩溃的时候,飞机终于起飞,但肖凯提还是死死的盯着前方屏幕,看着飞机在地图上的位置 。等飞机过了中国国境线,肖凯提终于放松了下来。

     不久肖凯提醒来,飞机准备降落,肖凯提整理了一下自己,等待飞机着陆。随着人群出到机舱外后,肖凯提大口地呼吸了一下,虽然机场内空气实际上不怎么样,但那种自由自在,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让肖凯提非常舒服。

      看时间,已经快22点30了,肖凯提的宿舍在亚洲区,机场在欧洲区,肖凯提必须在12点之前赶到对岸,如果走外国人的海关通道会来不及,肖凯提看土耳其公民通道人非常少,便询问工作人员能不能通融一下,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海关人员愿意的话就行。肖凯提便来到土耳其公民海关窗口,说自己是维吾尔留学生,宿舍在亚洲区,时间不多了,能不能从这边过。海关人员听完以后爽快地说:“你是我们的兄弟,这点小事儿当然没问题。”说完立马给肖凯提的护照盖入境章,还祝肖凯提学业顺利,全程不到十分钟。肖凯提心里回想着维吾尔人在中国海关复杂的入境检查,中国海关人员看待维吾尔人的嘴脸,克拉玛依那密集的岗哨,汉人警察们对维吾尔人的态度,肖凯提觉得这里比克拉玛依更像是一个家乡。

    回到宿舍,给家人报了平安,肖凯提就睡了。第二天肖凯提在伊斯坦布尔逛了逛,开始真正享受自己的暑假。在克拉玛依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没法彻底放松,回到土耳其后再没有这些恐惧,做什么都很舒服。但让肖凯提没想到的是,这种美好的时光只持续了一星期,犹如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短暂平静。

      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早上,太阳高照。肖凯提的宿舍周围都是大树,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肖凯提慢悠悠的起床洗漱,带上手机去宿舍食堂吃早餐。打开QQ,有陌生人发的私信,点开之后,肖凯提仿佛被雷电击中一般楞住了。

     “我是阿尔曼的妹妹,我哥哥被警察捉走了,他们说我哥哥是去叙利亚打仗的恐怖分子。肖凯提哥哥你能否去阿尔曼的学校,开一份阿尔曼是学生的证明和学生宿舍的居住证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也找不到别人,求你帮帮我哥!”

        这条信息是在家乡的半夜发来的,意味着阿尔曼是半夜被带走的,肖凯提一瞬间想了很多,脑海中时不时飘过阿尔曼被带走时满脸惊恐的画面,直到现在肖凯提也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一刻的感受。

为了帮朋友肖凯提立即就赶往学校,找到了一位副校长。肖凯提开门见山,直接说明阿尔曼的情况,副校长听了后沉思片刻回答到:“我们也非常想帮你,但学校实际上之前就遇到过这种维吾尔学生突然被中国政府抓走的事情,这种事情很容易上升为外交政治,我们要介入,得需要土耳其政府的许可,目前我能做的是,给你出具阿尔曼是在校学生的证明,其余的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听完副校长的这番话,肖凯提惊恐于之前已经有过这种事;回过神来后,他向副校长表达了感激之情,然后拿上副校长出具的阿尔曼是在校学生证明,如获至宝走出了行政楼。

     从行政楼出来赶往公立大学宿舍路上,肖凯提在海岸边停下来,遥望着海峡内碧蓝的大海,在阳光下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海鸥在自由飞翔,身边的土耳其人有说有笑的走过去,这里的人生多么惬意;然而,在遥远的家乡,阿尔曼被抓,自己侥幸逃脱,肖凯提想到这一切,心里一阵紧,觉得冷,好像自己在经历一场暴风雪,不知哪里是安全温暖的庇护所;他感觉很冷,一阵冷颤袭来。

肖凯提说,他一生从未经历过比那一天更深刻的绝望。肖凯提感觉自己又学了一课,再一次认识了中国暴政的恐怖,说你黑你就黑,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白的。阿尔曼刚考入了一个好的大学,才迈开大学人生的第一步;他们在一起时,曾设想过很多未来要做的事,但这些都突然变得毫无意义了。

     肖凯提不知道自己那天下午是怎么回来的,脑海里始终是阿尔曼被抓的事,虽然拿到了学生证明和宿舍居住的证明,但肖凯提心里很清楚,这些东西可能根本没什么用。他听说过有维吾尔人被无辜抓走,但肖凯提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给阿尔曼的妹妹发去证明后,读着阿尔曼妹妹写来的感激话语,他只想哭,但他还是强忍着绝望给阿尔曼的妹妹写了一些鼓励的话。

     几天后,不出意外的家里人也打来了视频电话。父亲的脸色很疲惫,母亲的神情充满着忧虑,母亲说了很多很多,叫肖凯提千万不要在土耳其参加任何活动,不要接触社会上的人等等。肖凯提询问是不是有客人来了(暗指警察),父母说是的,而且来了好几次,接着肖凯提的父亲说:“孩子你也长大了,以后要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我们相信你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让我们担心。”肖凯提心理非常难受,但为了不让父母再担心自己,满面笑容的答应了父母的话,之后父母再叮嘱了很多东西之后便挂了电话;之后没过几天,肖凯提的母亲又打电话来叮嘱肖凯提省着花钱,父母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再打钱给他,那之后父母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肖凯提,肖凯提也不敢再打电话过去,怕他们受到自己的影响。

       学校开学,肖凯提把带过来的学费交了之后还剩下一些钱,他省吃俭用花着剩余的钱,继续学业。期间曾收到过阿尔曼妹妹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说是阿尔曼被判9年。再往后,阿尔曼的妹妹也消失了,再没有发过任何信息。

后来,肖凯提从别的维吾尔学生那里得知还有其他人被抓、护照被没收, 9月开学很多人没有能回来,回来的也都每天在惊恐中度日;再没有人敢回家了。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镇压开始了,维吾尔人面临生死存亡危机。

     接下来的日子,肖凯提的生活越来越拮据。私立大学食堂餐饮非常贵,很长时间,肖凯提都跟着别的维吾尔学生去公立大学食堂吃饭,而且只吃早餐晚餐,因为中午时间来不及折返;以前常去的伊斯坦布尔各种美食餐馆再也不敢光顾了,更别提什么喝茶闲聊,每天宿舍学校来回转,不敢多花一份钱。特别想吃美食的时候,肖凯提就会看YouTube上的美食视频,他特别喜欢看Gordon Ramsay的节目,尤其是惠灵顿牛排,肖凯提看着口水都快流下来了,然后吃两口便宜面包来充饥。

坚持到冬天,父母仍然无消息,自己几乎身无分文,在饿了几天后,肖凯提拉下脸向其他维吾尔同学借钱。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都很艰难;但作为同胞朋友还是会互相帮助。肖凯提记得一个朋友借给他100美金后,他立刻跑去麦当劳吃了一个牛肉汉堡。一年前他根本看不上得快餐,现在感觉和惠灵顿牛排一样香甜好吃。

     艰难了一段时间后,肖凯提的父母想办法通过别的途径给肖凯提打了1200美金,肖凯提立马先把借的钱还了,又挤出一点帮了几个困难中的朋友。因为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还能再打钱,肖凯提根本不敢乱花钱,继续着更为节俭的生活。直到2017年寒假,学校给他们换了一家相对便宜一点的宿舍,尽管远了一点但附带三餐,这让肖凯提捉襟见肘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

     靠父母这笔钱,肖凯提熬到了夏天;在暑假肖凯提找了家维吾尔人的餐厅打工,赚取一些生活费。

一天中午,餐厅突然走进来一个维吾尔女生,肖凯提以为是客人正准备招待她,没想到女生哭着说她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已经身无分文了,能不能让她在这里打工,工资要求不高只要管饭就行。肖凯提感同身受维吾尔女孩的遭遇,叫来了老板,但老板很为难的表示已经招满人,没法再雇她。

女生很失望,准备离开。肖凯提叫住她,拿出自己钱包里的300里拉(土耳其货币)给她,并说:“妹妹,我理解你的困境,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这些钱你先拿着应急。” 那个女生擦着眼泪,婉言谢绝了肖凯提的帮助,说她不想借钱,只想找个工作养活自己。接着再次感谢了肖凯提后离去了。肖凯提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祈祷她和其他所有在外的维吾尔学生都能度过难关。

     暑假快结束,肖凯提从餐厅辞职返校,几个月只挣了个生活费,学费没有着落。肖凯提不知该怎么办,不得已主动联系了父母,父母发信息说过几天会和他视频通话。

       两天后,父母的视频电话打来,肖凯提迫不及待地接通电话,时隔一年多,肖凯提终于再次看到了父母,父母瘦了很多,神色憔悴,但看到肖凯提后还是激动的留下了泪水,母亲不停的询问着肖凯提的状况。尽管肖凯提也很想念父母,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肖凯提强装笑脸,告诉父母自己一切都好,讲述自己这一年来的生活,自己的第一学年成绩优异,暑假做了些兼职,现在马上就要进入第二学年。

父母很高兴肖凯提能够自立,并告诉他,父母会向政府申请给他打学费。肖凯提这时才注意到父母不是在自己家跟他视频,也不是在用手机视频通话。等到与父母的视频会面结束,他们起身的那一瞬间,肖凯提注意到父母背后门上有两个牌子,上面得牌子写着“亲情视频会见室”,下面得牌子写着“治安信息研判室”,肖凯提立刻明白了父母是在警察局跟自己在视频。

       没过多久,肖凯提的父母通过西联汇款打来了肖凯提需要的学费,交完学费肖凯提才得以继续上学。继续省吃俭用的熬到了2018年的一月寒假,肖凯提经朋友介绍去旅游公司当了中文导游,酬劳很好,使得肖凯提的生活有所保障,他攒下了后续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寒假短暂,肖凯提只得返校继续学业。

    18年暑假,肖凯提又以优异成绩完成了第二年学业;他准备继续兼职导游。土耳其那时候有大量的中国游客来往,急缺掌握土耳其语和中文的人才,大部分类似肖凯提这样处于经济困境的维吾尔学生都开始从事这一行业。肖凯提本身口才就很好,很快赚到了下一学年的学费。暑假结束的时候,肖凯提很自豪地告诉父母,他不需要他们再打钱过来了,他已经赚到了学费。父母听后很高兴,夸赞了肖凯提。肖凯提心满意足,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完成第三学年。

     十月份时,肖凯提接到了父母的视讯通话。肖凯提很惊讶,如果没什么事情父母是不会主动和肖凯提视频。视频接通后,父母嘘寒问暖之后,就直接说了找他的原因。他们希望肖凯提加入中国大使馆管辖的土耳其中国学生会,加入之后不管是给肖凯提打钱还是其他事情都会更容易。肖凯提假装答应,聊了一些家常之后结束了通话。

   中国学生会,说好听一点是学生会,难听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用来掩饰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行为的外宣工具。那时候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都已经知道了家乡的各种惨剧,每一个在海外的维吾尔人都至少有一个亲人被关入了集中营,有很多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开始声讨中国政府,这时中国大使馆便组织各种发布会,让一些处于他们控制的维吾尔学生说假话,以掩饰血淋淋的种族灭绝事实。如果加入了中国学生会,说假话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只会慢慢的变成他们的提线木偶。

    肖凯提深深的纠结起来,他知道这不是父母的要求,父母不是那样的人,这只能是监控父母的警察提出的。如果自己不答应,那父母可能会被逼着不停的劝自己,但一想到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奋斗的阿尔曼,他被剥夺的人生,他现在可能的惨状,肖凯提就充满了愤怒,他绝不可能昧着良心,为一个正在对自己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的政府做事!

     肖凯提想了想,他已有能力养活自己;只要不向家里要钱,就可以强忍对父母的思念,不再联系父母;只要不联系父母,中国警察就拿他没有办法。如果中国警察再骚扰父母、施压,就断绝联系,让家乡警察彻底拿他没办法,时间久了,他们可能就会放弃骚扰根本联系不到孩子的老人。

肖凯提同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学业,出国学习的目的,本是带着文凭回家乡大干创业,现在家乡也回不去了;继续学业不仅经济上不可能,而且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眼下是土耳其的旅游业旺季,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自己独立的计划就无法实现,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肖凯提决定放弃学业,打工挣钱,不依赖父母,不昧着良心为中国大使馆做外宣;肖凯提打电话给旅游公司,告诉他们今后自己全年无休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

      再后来,肖凯提的父母又联系了肖凯提,询问肖凯提参加中国学生会的事情,肖凯提敷衍搪塞过去了。为了避免骚扰,也不再接父母的电话,也不回复信息了。

和父母停止联系之后,肖凯提以为骚扰就此结束了;然而,不曾想,他的微信突然出现了一位警察。这个警察先是甜言蜜语说了一大堆参加中国大使馆学生会的好处,见肖凯提无动于衷,就开始公然威胁他,说如他不听话就将无限期关押他父母;肖凯提毫不犹豫的拉黑了这个警察,接着,也忍痛割爱拉黑了父母。

    之后,肖凯提拼命工作赚钱,日子好过了一点,不用再省吃俭用了。一年努力之后,肖凯提有了一小笔积蓄,找到了一个正在经历类似遭遇的女友,孤独无助的一对年轻人,决定将生命托付于彼此;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了。更令肖凯提感到开心的是,在和父母断绝联系一年多之后,肖凯提辗转联系上了父母,得知他们还好的消息;证明肖凯提一年前的当机立断,与父母切断联系的做法是正确的;肖凯提的消失,迫使警察不再骚扰他的父母。

    几年下来,肖凯提尽管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磨难,有感情的、有经济的,但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靠自己的力气,打工奔波,闯出了一条路。

类似肖凯提这样遭遇的维吾尔年轻人,在土耳其及其他国家人数不少,他们不仅失去了与父母亲人的情感联系,同时也失去了家乡亲人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因失去父母经济支持,而挣扎于经济困境中,身无分文、衣食吃住无着落;他们因失去父母亲人感情支持,而挣扎于孤独绝望中,失去生活乐趣,失去了未来;同时,为了避免骚扰,也为了不给父母带来麻烦,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和肖凯提一样,主动与父母切断了联系,因而同时挣扎于内疚和负罪感中而不能自拔,有的甚至产生自杀心理。

但如肖凯提一样,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奔走为自己的父母亲人,為遭受壓迫的維吾爾人呼吁自由与公正;同时努力打工,在赚钱养活自己同时,继续追求已经残缺不全的梦想。

我也和肖凯提一样,失去了和家乡亲人的联系,不知道家乡亲人的處境;但相信有一天,肖凯提和我们這些同在海外挣扎的维吾尔年轻人,最終都一定能和家人团聚,获得在自由家园自在呼吸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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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断重演:我的犹太成人礼之旅

写于2022年1月19日

作者:桑妮雅.斯寇尼柯(Sonia Skolnik)

译者:塔什肯.多莱特(Tashken Davlet),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第一次听闻「维吾尔危机」时,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维吾尔穆斯林或他们所面临的压迫所知甚少。中国政府一直刻意将这些强制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虚假的贴上「再教育营」的标签。关于这个种族灭绝,我只听说过迪士尼的《花木兰》真人版电影争议,因为该电影在距离维吾尔集中营仅几英里的地方进行拍摄。

在2022年4月28日傍晚,维吾尔人权项目与犹太会堂的成员们一同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示威。

在2022年4月28日傍晚,维吾尔人权项目与犹太会堂的成员们一同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示威。

图片解释:抗议活动在母亲节前举办,因为许多维吾尔家庭因面临种族灭绝而四分五裂、悲痛欲绝,佳节时光也只能黯然神伤。如同人们悼念在犹太大屠杀中被摧毁的家庭,我们也哀悼被中国政府撕裂和摧毁的维吾尔家庭,并透过行动追求改变,期许破碎的家庭能早日重逢。本文作者桑妮雅.斯寇尼柯(Sonia Skolnik)是犹太会堂(Adas Israel DC) 的成员,也有参与抗议活动,并授权维吾尔人权项目对她的文章进行翻译与转贴。

当我开始学习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了解这场人权侵犯暴行的真正严重程度后,光是想到维吾尔人所遭受的可怕经历便使我作呕,且我对于如此极端紧迫的大问题竟然没有被更多人所熟知和愤慨而感到震惊。这使我意识到,「协助让更多人了解维吾尔种族灭绝」正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决定将此主题作为我的犹太成人礼项目。

「种族灭绝」涉及对某少数群体的一系列人权侵犯行动,其目标是使他们在群体层面的消亡。纳粹大屠杀(The Holocaust)是二战期间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当前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群体都因为宗教而遭受迫害。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约有 6 百万名犹太人遭到谋杀。自 2014 年维吾尔种族灭绝开始大规模进行以来,维吾尔人的出生率大幅下降,人口增长也锐减 84%。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这两场世纪悲剧间的相似之处了;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

尽管若非因为我的犹太成人礼,我可能根本不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我现在将它视为我与犹太教经验连结的根本核心。它帮助我与犹太会堂的信众社群有更多的联系,使我更强烈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犹太人,并在整体上让犹太教的诸多面向对我来说变得更具意义。

这个犹太成人礼项目的部分内容是,我参加了好几次每月在中国大使馆外提倡维吾尔权利的和平抗议活动。每次的抗议都会从维吾尔种族灭绝中选择一个特定方面作为该次活动焦点。 (例如,其中一次便以维吾尔妇女和她们遭受的强迫绝育和堕胎为关注焦点。)

我也向仍在使用维吾尔奴工的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和打电话、在我的中学举办了一场唤起大众关注种族灭绝议题的演讲活动。我前些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维吾尔危机应对小组」筹办定于 10 月的抗议活动,该活动的重点是抵制北京 2022 年奥运会。令我惊喜的是,经过我们 10 月的抗议活动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奥运会,而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1936 年,希特勒利用奥运会作为纳粹价值的宣传平台。而今天,奥运会对于主办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公关机会。我觉得除了支持外交抵制,也应鼓励奥运会的主要赞助商改变他们的路线——可口可乐、Visa公司、Airbnb(或译「爱彼迎」)、英特尔、欧米茄、宝洁、三星和丰田等赞助商都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赚取了少说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我的母亲,玛莎.贝伦基(Masha Belenky)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每月抗议活动。她在 18 岁时从前苏联移民过来。作为犹太人,但在当时统治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权下,他们没有宗教自由,就像今天在中国的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一样。当我的祖父母申请移民后,他们成了「被拒绝者」(refuseniks)。当时还小的母亲无法向她的任何朋友阐释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的祖母是一名科学家,但仍被骚扰、视为「流氓」(hooligan)。

有时当我母亲落入情绪低谷,他们会试着在小型收音机上调频播放美国的电台。当听到美国人民为苏联犹太人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抗议时,他们总能感到极大的慰藉和喜悦。

这些在世界另一端、与我母亲他们根本素未谋面的人,都在为苏联犹太人和争取他们的移民权利而抗议。这给了我母亲力量和希望。听了我母亲的故事,我的内心更加坚定,并将持续参与在中国大使馆前每月举行的示威活动。

我母亲和她的父母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个离开苏联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无从得知许多亲近的家庭成员是否也会获得出境签证。他们不知道彼此将来是否还能再度相见。我的母亲和祖父母到了美国后也持续参加诸多抗议示威活动,以期能帮助解放他们的亲戚和所有那些受苏联压迫的犹太人们。

母亲的故事在我心中回荡着。我知道无论做什么,只要是为正义和人权而战,绝非无足轻重。写一封信或参加一次抗议活动,也许无力直接改变全局,仍然能够有所贡献。积沙成塔、滴水穿石,无论多么微小的事物,最终将成为促成改变的一份力量。

桑妮雅.斯寇尼柯(Sonia Skolnik)是华府 Alice Deal 中学的 8 年级学生,也是犹太会堂 Adas Israel Congregation 的成员。该会堂的「维吾尔危机应对小组」每月将择日于下午 6 点左右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原文:https://www.washingtonjewishweek.com/history-repeats-itself-my-bat-mitzvah-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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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曾理解國際母語日

塔什肯.多萊特(Tashken Davlet), 維吾爾人權項目(UHRP)外展專員

在臺灣長大的我,感覺一輩子都在說國語(又稱漢語、華語、普通話)。年幼無知時,我認定語言的重要性在於溝通;作為人們交換訊息和想法的工具,最被廣泛接受和使用的語言就是人們最應該學習使用的。

本文作者塔什肯・多莱特(Tashken Davlet)

本文作者塔什肯・多莱特 (Tashken Davlet)

但觀察我祖父母使用多種語言的不同情境與情緒後,我感受到語言的深奧不僅於此。

語言可以伴隨情感。當我的家人使用臺灣閩南語(又稱臺語)時,我總能從中感受到難以言喻的親切感。這是個當你被家人環繞時所使用的語言,溫暖的關懷建構出了我對這個語言的感受。

語言也是一種羈絆,與特定的時代記憶連結。當老一輩的臺灣人使用日語時,我能感受到獨特的歸屬感,這是個與外來侵略者、殖民主義,以及世界大戰有關的語言。

很不幸的,語言也能作為壓迫的工具。當臺灣人使用國語時,這個語言總被和專業生活、經濟成長和高階教育連結,但這個語言同時也讓人們回憶起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以及世界上最久的戒嚴時期之一。

從過往諸多政權的語言壓迫政策,到當今的自由民主社會,臺灣經歷了許多成長和轉折。現在當人們搭上公共運輸服務時,都可以聽到相關服務廣播都使用至少三種臺灣社會最廣泛使用的語言:國語、臺灣閩南語以及臺灣客家語。

語言承載著文化重量,人們的生活方式鑲嵌在他們的語言中。語言和使用者共同成長,講述鄉土的故事。語言就像是一種人類集體創作的藝術。

我相信自由的學習與使用語言不應該是個特權而是基本權利。但當我在自由地享受語言的美好時,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樣幸運。就像是老一輩的臺灣人,他們經歷日本殖民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和國民政府的戒嚴時期。

世人皆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壓獨裁政權,尤其是近期對消除異議與全面掌控的偏執已經達到了種族滅絕的程度。回首歷史,我相信「包容性」正是讓文明強盛的關鍵,但我們今日所見的中國,日益強調整齊劃一且充斥著拒絕多樣性的氛圍。

我有幸能體驗到維吾爾語言、藝術和文化的美麗之處,這個文化既優雅且深刻,我認識的維吾爾人皆引以為傲。但我認為要真正的了解這個文化並傳承身分認同的火炬,語言是最重要的工具。我擔心正在維吾爾家園發生的種族滅絕與文化破壞會讓這個美麗的瑰寶消失。

我希望為那些不能自由地說自己的語言、不能發表自己的想法、甚至面對更嚴重迫害的人而戰。我希望國際母語日不僅是人們對「語言」這種優美藝術的慶祝,更是呼籲世人為那些被剝奪如此珍寶的人而戰的團結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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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 Language Day is a novel thing for me.

By Tashken Davlet

I grew up in Taiwan and spoke only Mandarin for most of my life. When I was younger, I assumed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is to communicate, to exchange thoughts with other people, so whichever language that is used the most should be the one that we learn and use.

Then from observing my grandparents speak multiple languages, I learned that languages are more than that.

Languages possess sentimental value. When my family speaks in Taiwanese Hokkien, it goes with the feeling of intimacy, the feeling when you’re surround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the warmth of their caring.

Languages can be a bond among those who share memories of a certain era. When the older Taiwanese people speak in Japanese, there’s this unique feeling of belonging. It’s a language of foreign invasion, colonialism, and a World War.

Languages can indeed be used as a tool of oppression. When we speak Mandarin in Taiwan, it’s the language of the professional side of life, of economic growth,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it also tells the history of one of the world’s longest martial law periods under the Kuomintang.

From all the oppressive language policies of different historic regimes, to the free country that it is today, Taiwan has come a long way. Nowadays when one gets on board our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s, you can hear the broadcast in at least three languages that are most used in our society: Mandarin, Taiwanese Hokkien, and Taiwanese Hakka.

Languages carry the weight of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the way of living for those who use them. And they evolve with the people, with the land and their stories. It’s like a collective art of humankind.

I believe it shouldn’t be a privilege but rather a right to learn and speak whatever language you want. But as I’m enjoying my linguistic freedom, I know others are not so lucky, just lik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people who have been through the Kōminka movement (Japanization) and the following martial law period.

It should be no new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n oppressive regime, and its campaign to seize total control and mute different opinions has reached a genocidal level.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I believe inclusiveness is what makes a civilization strong, but the China we see today has an atmosphere of increasing uniformity and rejection of diversity.

I’ve glimpsed the beauty of the Uyghur language, art and culture. It’s a graceful and well-developed culture, and it’s something the Uyghur people take pride in. But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Uyghur culture and pass on the torch of identity, language is the most vital tool. I fear the genocide and cultural destruction targeting Uyghurs is on track to rob the world of an invaluable treasure.

I wish to fight for those who cannot speak their language freely, who cannot speak in their own voice, and face even worse oppression. Let Mother Language Day be not only a celebration of this beautiful art of ours but also a rallying cry to join the fight for those who are stripped of such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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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

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作为一名流亡海外,和家人失去联系已有5年多的维吾尔人,在社交媒体看到维吾尔女孩迪妮格尔·衣拉木江(Dilnigar Ilhamjan)在北京冬奥开幕式上作为最后一棒点火消息时;我第一反应是倒胃口,然后是愤怒!

中国殖民者,一边大规模抓捕维吾尔人拘押于集中营、监狱,把维吾尔人家园变成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种族灭绝维吾尔人;一边又威逼利诱生活在没有高墙之露天监狱的小部分维吾尔人,替中国殖民者唱赞歌,为种族灭绝做辩护宣传。这种反人类无底线的做法,也只有中共这类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权能做得出来。

不过,历史没有新鲜事。回顾、对比近代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殖民者并非无底线、无耻之历史第一;半个多世纪前的1936年纳粹德国柏林奥运会,也演出过相似的一幕;只不过是疲于奔命的芸芸众生,忘了、或是不愿意面对极权邪恶罢了;但极权统治者和中国党国政府,却擅长于学习和总结失败极权者的经验,利用一切机会,合法化、强化其统治,强化对统治下民众全面监控;由此,把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恶,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展现。

1936年的欧洲,风雨飘摇,与今日世界局势极其相似;纳粹德国,在极端种族主义煽动者希特勒带领下,不仅开始咄咄逼人的全面军事化德国,也已开始全面种族迫害犹太人、罗姆人(吉卜赛人)、和所有的政治反对者;同时,为了向世界炫耀其强大,纳粹德国,在希特勒亲自指挥下,筹划着2月份的巴伐利亚冬奥会和8月的柏林夏季奥运会。

希特勒认识到奥运会能给纳粹德国带来的机遇。纳粹德国不仅可以借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一个重新崛起,看起来是对外开放、和谐的纳粹德意志;同时还可以通过奥运开幕式的整齐划一、规模宏大的极权主义美学表演,宣扬其特有的人种优越思想。

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两场盛会。尽管有很多自纳粹德国逃亡犹太人,揭露了犹太集中营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并呼吁警告世界,纳粹极端主义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会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但人们的漠视,纳粹的威胁利诱,最终使主要由犹太人发起的抵制运动未获广泛支持。

当时,也有一些国家曾考虑抵制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但纳粹技高一筹,在1934年通过欺骗和虚假承诺,或许还有一些至今世人不知的交易,成功拉拢了美国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 (Avery Brundage)为其站台辩护,并勉强接受艾弗里•布伦戴奇的提议,允许犹太人运动员参加比赛,包括允许当时已移民美国、在德国出生,却被纳粹于1935年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女击剑手海伦·梅耶(Helene Mayer)。

然后,纳粹通过艾弗里•布伦戴奇游说美国,以各种手段,最终使美国放弃了公开抵制柏林奥运会意图;美国放弃抵制之后,其他国家也顺水推舟,放弃了抵制;最终,纳粹德国得以成功举办成为其宏大叙事、宣传纳粹种族主义的奥运会,并利用奥运粉饰太平,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暴行。

伴随抵制失去影响力,纳粹德国开始全民动员,掩饰国内的各种反犹宣传。希特勒先是命令相关人员撤除反犹过激内容的告示牌,以避免给外国人留下坏印象。新闻界也接到通知,停止报道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免在最后关头给外国反对者提供证据和口实。反犹倾向最严重的《先锋报》干脆被要求暂停出售。

所有的这些准备妥当之后,先是巴伐利亚冬奥会如期开幕。在十天的时间内一切都很顺利完美;在纳粹极权政府高效监控下,没有发生任何他们担心的抗议或者其他事件。纳粹德国成功的完成了一次“美化工程”,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成为了极权国家的宣传机构;当然,今天的国际奥委会,比那时比起来更加轻车熟路。

夏季,更加隆重的夏季奥运会即将到来。文明世界再一次掀起了抵制浪潮;一些人权组织发起并计划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办一个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号召运动员们不要去德国参加奥运会,而是参加西班牙的人民奥运会。但因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挑拨起了内战,最终人民奥运会被迫取消。纳粹德国又赢了,柏林奥运会如期举办。

到了奥运会开幕那一天,希特勒先坐车检阅三军仪仗队,然后在国防部长陪同下向一战死亡将士献花致敬,最后进入奥运会场,接见奥委会官员。伴随狂热德国观众的欢呼之声,希特勒下令奥运会开幕,从雅典一路接力过来的奥运火炬手进入会场点燃圣火。开幕式就如同纳粹德国的战前总动员大会,奥运的平等、和平理念,就这样被纳粹德国蹂躏践踏。

极具讽刺的是,现在大家狂热传送、变成奥运不可或缺部分的火炬传递,和开幕式的宏大表演等,都是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筹划下,为宣扬纳粹德国的强大所最先开创的。

纳粹利用火炬传递游行和集会,煽动德国民众的狂热,火炬传递成为纳粹吸引年轻人参加纳粹运动之最具吸引力工具。更为讽刺的是,纳粹随后发动的二战侵略路线,差不多也是按照火炬传递路线走的。

柏林纳粹奥运,德国运动员获得了大多数奖牌;其中也包括来自美国、代表德国参赛的犹太人击剑手海伦·梅耶(Helene Mayer) ;她甚至令人震惊地在获得奖牌时,行了纳粹礼,让希特勒非常开心。

柏林纳粹奥运会,对纳粹德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希特勒的威望,借奥运会的成功在倾向法西斯-纳粹极权的各个国家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对于来访者们,纳粹政府的热情款待,有序的组织也赢得了各国来宾一致的赞誉。《纽约时报》报道称:“本届奥运会后,德国重回国际大家庭的怀抱,而奥运会更使得德国重现人性本色。”大部分的媒体都附和了这篇报道,参加过奥运会的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自觉成为了替纳粹辩护的盲从者。

当然,奥运会结束,希特勒就撕下了伪装,纳粹也不需要再掩饰其种族主义暴行了;很快,犹太人被大规模关进集中营、被驱赶、被屠杀;接着就是悍然入侵波兰,拉开了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

这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只能后悔此前对于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并以牺牲几千万人的惨痛代价,最终得以击败纳粹德国。

国际奥委会,则在18年后才公开道歉,承认让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是个错误。不过,从这次北京奥运前后,在维吾尔种族灭绝和彭帅事件上,为中国极权政府背书等等行为,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吸取教训,也没有认真研究曾经的错误。

讲完纳粹奥运,再看中国举办的两场奥运,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中国政府是纳粹德国的好学生,希特勒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赞美习近平。

在举办奥运会的意图上,极权中国和纳粹德国是一致的。某些方面中国政府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维吾尔人,图伯特人,蒙古人被种族灭绝,香港人被压迫,各种丑闻同时爆发之下还能安然举办奥运会,被中国极权政府基本控制的国际奥委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国际奥委会,不顾受压迫的维吾尔人、图伯特人、蒙古人、香港人的反对,无视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要求的异地举办和抵制的呼吁;和极权中国政府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硬是给予了中国政府展示其作为极权国家强大的机会,并再一次想要欺骗文明世界,掩饰自己想要控制世界的野心。

可能,习近平的中国政府学不来纳粹德国的是,希特勒可以找到海伦·梅耶这样可以拿得到奖牌的犹太运动员为其做宣传,但极权中国却找不到多少真正有实力的少数民族运动员。

中国不仅不重视东突厥斯坦、图博特和蒙古等地区的体育发展,而且也没有气量放手让优秀维吾尔、图伯特,蒙古运动员代表其参加国际比赛;这些民族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差,加上针对非汉民族的政治背景审查,都阻断了非汉民族运动员进一步发展机会。

所以,如迪妮格尔·衣拉木江这位小姑娘一样,被强行拉来装点门面的维吾尔运动员,最多只能得个43名,比赛结束,没拿到名次也意味着没有了利用价值;因而,赛后就会出现采访找不到人的现象。

当然,中共政府还是靠着两面通吃的谷爱凌这样的归化运动员,拉回了一些面子。然而,可以想象,如果谷爱凌是维吾尔人或图伯特人,可能,等待她的命运是集中营。

好在,这次,和2008年北京奥运相比,因众多西方文明国家的公开外交抵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极权中国的邪恶。

和1936年纳粹柏林奥运会的万国来朝相比,这次的冬奥会,更像是独裁极权国家独裁者的派对。极权中国的虚假宣传,面子工程,已经越来越难骗到文明世界的人们。

人类历史的发展,终归是文明战胜野蛮;尽管这进程有时缓慢,有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如今日中国;但极权政府的失败,也是历史一再证实了的必然;法西斯、纳粹在纽伦堡的被审判预示着,极权中国的种族灭绝野蛮暴行,必然会有被清算的一天,维吾尔人、图伯特人、蒙古人、香港人,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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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女作家玛丽亚·苏尔坦(Meryem Sultan)的遭遇

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2017年,一个让无数海外维吾尔人刻骨铭心的年份;中共政权开始在我们的家园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系统性的关押、屠杀维吾尔人。海外的维吾尔人,这一年开始彻底与家乡的亲人失去了联系。

很快,有很多人站出来寻找自己消失的亲人,玛丽亚·苏尔坦其中之一。以下就是她的遭遇。

妈热娅姆.苏力坦和其他土耳其维吾尔人一起在土耳其中国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 由作者提供。

玛丽亚和其他土耳其维吾尔人一起在土耳其中国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 由作者提供。

玛丽亚是一位非常好学的维吾尔女学生,200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她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对于自己的母语非常痴迷,一直爱写很多维吾尔语的诗和散文。为了更多的了解学习自己的母语,她决心继续学习相关专业,申请研究生。但当时国内的维吾尔语相关专业非常少,而且鉴于中共对于维吾尔人历史的各种限制和歪曲,只有国外的大学才能学习到真实的中亚文化。所以玛丽亚决定出国留学。

当时在中亚突厥文化研究方面做的最好的是德国、日本、土耳其。因为德国日本留学费用太高,并且需要学习语言,适应当地生活可能较难,再加上签证麻烦等,考虑再三,玛丽亚选择来土耳其学习。

到土耳其留学,语言学习方便,社会文化相近,学校质量因为学习欧洲的原因也不错,留学花销也相比发达国家要低,所以土耳其一直是其他国家突厥学留学生的第一选择。

2010年一月玛丽亚来到土耳其,经过短暂的学习语言和各种研究生入学准备,于10月份通过各种考试进入了安卡拉大学古代突厥语文学专业,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但经过半年的学习,玛丽亚发现自己其实更喜欢研究突厥语本身,而不是突厥语相关的文学。因而,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玛丽亚在2011年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古代突厥语。

妈热娅姆.苏力坦研究出版的察合台语医学手稿; 由作者提供。

玛丽亚研究出版的察合台语医学手稿; 由作者提供。

玛丽亚研究生学习期间,接受了东突厥斯坦政府(现所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给的东突厥斯坦/新疆学生补助金。玛丽亚来自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家庭。即便土耳其留学费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但对于玛丽亚的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开销。所以玛丽亚没有拒绝这笔钱,当然这里也有政治因素的考量。

每一个出国的维吾尔人实际上都会成为中国政府监视的对象,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人的不信任一直存在。中国政府尤其害怕维吾尔人在国外接触民主思想后,会站出来反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压迫。因而,每一个海外的维吾尔人都处于中国使领馆监控下。为了避免麻烦,大部分维吾尔留学生们早年都会接受中国政府的一些补助金,以避免自己和家人被中国政府威胁骚扰。

当然,这补助金的数额也并不多,不能完全解决在土耳其的留学开销,为了不让家人负担更重,再加上自己的土耳其语达到了一定水平。玛丽亚决定一面学习一面抽空找些翻译工作。这样,经土耳其朋友介绍,玛丽亚成为了土耳其武术协会的翻译。在暑假时候作为随队翻译带着土耳其国家武术队去中国参加比赛,并且去北京体育大学参与了中土武术交流项目等等。可以说玛丽亚对于中土之间的文化交流贡献不少。但就这样,她还是于2012年遭遇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骚扰。

2012年暑假,玛丽亚照常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过暑假。一切都很正常,但当玛丽亚准备返回土耳其时,在乌鲁木齐机场遭遇了令她恐惧的一幕。

当玛丽亚办好登机牌,托运完行李,过完海关准备登机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扣下了她的护照,并把玛丽亚带到一处房间审问。他们恐吓玛丽亚说我们知道你在土耳其做什么,要老实交代等。当时,玛丽亚非常害怕,出示了各种在土耳其的学生证件,东突厥斯坦政府/现新疆政府补助金发放证明等,并解释自己只是个学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活动,但那些警察们还是继续威胁恐吓她,但他们也不出示任何指控证据。僵持了一个小时左右,玛丽亚竭力边哭边解释,说真的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这时,突然那些警察改口说他们搞错了,然后放玛丽亚登机去土耳其。

此类骚扰,实际上很多维吾尔人都经历过,这是中国政府早期对于出国维吾尔人的一种钓鱼执法。

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建立集中营无理抓捕维吾尔人。所以他们会对出国的维吾尔人搞这种突然的审讯恐吓他们,如果有人心理素质不好被吓到语无伦次,很有可能就会被以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的名义抓捕。如果真的有证据指控某一个维吾尔人涉嫌参与了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他们肯定会在那个人下飞机的第一时间就直接抓捕,根本不会等返回时在抓捕审讯。

在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展示活动中妈热娅姆.苏力坦给土耳其人讲集中营的情况; 由作者提供。

在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展示活动中玛丽亚给土耳其人讲集中营的情况; 由作者提供。

经历这次的骚扰后玛丽亚真的被吓坏了,在土耳其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两年的她根本没想过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一刻开始玛丽亚决定以后就在土耳其生活,不想回到那个充满恐惧与迫害的家乡。为此玛丽亚开始更努力的工作赚钱,当然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学业,很快玛丽亚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准备写毕业论文。不过这次玛丽亚想挑战一下自己,她打算直接写一本关于古代突厥语的书作为毕业论文。

玛丽亚写书的想法,并不是突发奇想,在她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文学时期她就对古突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阿克苏生活的她,当时就努力去收集东突厥斯坦的古代突厥语文献手稿。虽然大部分有关维吾尔人的文物都被中国政府破坏殆尽,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玛丽亚最终还是在一位维吾尔人家里发现了一本18世纪察合台语维吾尔医学手稿,玛丽亚花钱把这个珍贵手稿买下来,并带到了土耳其。在2013年玛丽亚开始对这份手稿进行系统性的翻译研究,并打算,作为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整理出版。

这期间,玛丽亚一边继续学习古代突厥语相关内容,一边打工赚钱。但突发的一个事件打乱了她的生活。

在2013年,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人员找到玛丽亚, 承诺给她一笔巨额奖学金,大概三万人民币,每年都有;但前提是玛丽亚要加入中国大使馆的土耳其中国留学生学生会,并且要参与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各种活动。玛丽亚认为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慢慢的,中国大使馆肯定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逼迫自己为他们做事等。所以玛丽亚思考再三,拒绝了这笔奖学金,没想到,这之后玛丽亚就开始受到家乡警察无止境的骚扰。

那些警察经常会半夜打电话给玛丽亚,如果玛丽亚没接电话便会直接去她老家胁她的父母说你们女儿不听我们的话,不向我们汇报情况等等,这使得玛丽亚的父母非常担心。

家乡警察还不断的威胁利诱玛丽亚做他们的线人。玛丽亚以自己没有时间,自己只是学生,且不想违反土耳其的法律等为借口拖延拒绝。慢慢的, 玛丽亚也学会了应付中国警察的无耻骚扰;她一面努力赚钱,一面努力研究手上文稿。手稿的研究成为了她接下来几年生活的全部动力。

在中亚突厥文化研究中,维吾尔人因为受制于中国政府官方的大一统历史叙事,很难有所作为。加上中国政府对于大部分考古研究的垄断,对维吾尔文化相关的历史遗迹文物的系统性破坏。使得作为突厥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反而没有像样的研究成果。

玛丽亚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当时中国在国内,对维吾尔人进行虚构历史宣传,歪曲说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民族,不属于突厥文化等。玛丽亚决心要驳斥这些虚假历史宣传。

因而,玛丽亚在接下来几年,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她都努力克服 ,坚持研究吃透手稿,提高相关知识,经过四年的学习和整理研究,终于在2017年大致完成了初稿。

但未曾预料的,2017年,她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 她的家人突然消失了。

妈热娅姆.苏力坦在土耳其中国大使馆前的一次抗议活动照片; 由作者提供。

玛丽亚在土耳其中国大使馆前的一次抗议活动照片; 由作者提供。

2017年的三月开始,玛丽亚发现,无论怎样给母亲发消息,打电话都没有回复。她只能一直不停的去尝试联系母亲,在发了可能几千条信息,打了几百次电话之后。六月份的某个晚上玛丽亚的母亲终于接了电话。玛丽亚非常激动,她有一肚子的话想给母亲说,但母亲却像是很着急,她快速的告诉玛丽亚:“孩子我要去学习班学习,你不要担心我,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照顾好你自己。”。接着就挂断了电话。玛丽亚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她的担心和忧虑也未能表达,她望着手机发呆,心里安慰自己,这也许是家乡惯例的爱国主义培训吧。

之后玛丽亚继续不停的给母亲打电话,一开始,电话无人接听,再过一段时间,变成了关机,再后来变成了欠费停机。玛丽亚找人帮忙终于给母亲手机充了几百块话费,但依然无人接听,最后,玛丽亚母亲的手机号直接变为空号。

当然,那时,不只是玛丽亚一个人遭遇了这种惊心动魄。很多维吾尔人都发现家乡的亲人联系不上了,消失了。正当所有人焦急万分的时候,在2017年年末大家知道了真相,但这个真相让所有人更加绝望。

2017年,很多哈萨克斯坦的人们发现自己在东突厥斯坦的亲人消失了,后来经过哈萨克斯坦政府的交涉,不少哈萨克斯坦人被从东突厥斯坦救了出来,这些人来到哈萨克斯坦告诉了所有人真相,东突厥斯坦建立了大量的集中营,所有中国政府认为是需要改造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其他民族都被关押进了集中营,集中营内惨无人道,中国政府在系统性的灭绝当地民族。

当这些消息,使玛丽亚悲痛万分。她知道了她家人为什么消失。为拯救家人,玛丽亚开始尽一切力量寻找亲人。玛丽亚先在社交平台上写下了自己家人消失的经历,后来拍摄视频讲述自己的悲剧故事。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看到玛丽亚的遭遇后,通过调查打听到玛丽亚的母亲在2017年被带进了集中营,并发表了这一消息。玛丽亚看到后非常难受,感觉心如同被刀割一般。但她没有绝望,她决心要尽自己努力去拯救母亲。

玛丽亚加入了无数寻找自己家人的维吾尔人行列。慢慢的大家联合在一起,去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亲人消息,给大使馆打电话或者发邮件要求帮助找到自己家人。中国大使馆最初简单回复他们不了解情况,后来又说这事不属于大使馆职权范围。无助无奈,大家开始在大使馆前示威抗议,以能逼迫大使馆出面回复。

土耳其很多媒体开始关注维吾尔人,更多的土耳其人在了解了东突厥斯坦的惨剧后,开始站出来支持维吾尔人。玛丽亚他们的抗争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玛丽亚本人还因为坚持不懈用维吾尔语写作、为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发声,在2019年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授予的“林昭纪念奖”。

大概是因玛丽亚坚决的抗争,2019年,玛丽亚最终得以和母亲电话联系。

妈热娅姆.苏力坦母亲的照片; 由作者提供。

玛丽亚母亲的照片; 由作者提供。

那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告诉玛丽亚说能让她与母亲通话,但要等他的下一个电话,过了没几天。玛丽亚失踪两年的母亲,和她视频相聚。

玛丽亚哭着问候母亲,但母亲却非常紧张和恐惧。她不停的告诉玛丽亚她们过得很好,叫玛丽亚不必担心,不要在土耳其乱说话,并说希望玛丽亚回来,说着、说着就开始止不住的流泪。

视频相聚很短,玛丽亚又一次被自己的母亲挂断电话;玛丽亚非常想和往常一样,和母亲聊家常,聊自己的生活,倾听家乡亲朋好友的故事,但那一切似乎成了梦幻。后来,玛丽亚从不同渠道得知自己外婆早在2019年一月已在集中营病逝。这,对玛丽亚是一沉重的打击。

和母亲通话后不久,2020年一月初。中国政府搞的三场涉疆问题发布会上,他们污蔑玛丽亚自2017年开始,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有关于家乡集中营的信息,并说她造谣其家人被抓,还散发了一段她母亲在一个房子生活并接受采访的视频。

但玛丽亚很清楚,她在2017年根本就没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东西,那时候她连twitter账号都没有。那个她母亲接受采访的房子,玛丽亚确认不是她家。中国政府这些漏洞百出的新闻发布会,更使大家确信集中营的存在。

至今,玛丽亚继续与其他维吾尔人一起参与寻找亲人的活动,并通过各种平台向世界讲述她和她母亲的遭遇。同时,玛丽亚也开始逐渐捡起自己的学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学术理想的追求,历经几次修改整理,玛丽亚的学术书籍也已完成。

玛丽亚的理想是继续古突厥语学习研究,已申请博士学位。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玛丽亚的学术成果,更希望她终有一天能与自己家人团聚,拥抱她母亲,倾诉思念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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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爱丽思.安德森(Elise Anderson) 为维吾尔兄弟姐妹们的请求

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爱丽思.安德森(Elise Anderson) 为维吾尔兄弟姐妹们的请求

亲自走访维吾尔人的美丽家乡东突厥斯坦(新疆)、亲身经历维吾尔人底蕴丰厚的藝術与文化、亲眼目度维吾尔人越发艰困的生活处境,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的研究员爱丽丝出面发声,呼吁大众共同援助那些正面临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

详见影片(含中文字幕)

若字幕未出现,请参照此图蓝色指示将字幕(CC)打开,并从设定中确认字幕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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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推行《维吾尔强制劳动防止法》呢?

为什么要推行《维吾尔强制劳动防止法》呢?

法案共同发起人,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藉由本影片向大家解释他推动本法的衷旨。

《预防维吾尔强制劳动法》  是向东突厥斯坦(又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区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作出反应,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实施之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那视而不见、一切照常的消极心态,同时也试图消弭美国对中国在经贸方面的过度依赖和盲从。

本法将举证责任交给企业,要求美国公司必须主动证明来自东突厥斯坦(新疆)  之产品没有沾染到维吾尔人的强制劳动血汗,产品才能够进入美国。此举不只对至中国设厂投资之企业发出警示,也保护了美国人民不会在使用中国产品的同时成为种族灭绝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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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时光

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自从2014年初从东突厥斯坦来到土耳其,我在土耳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土耳其的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和不一样的感受。最令我难忘的,是2014年到2017年的三年宿舍时光。

作者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由作者提供。

作者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由作者提供。

那三年,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和当中一些成了亲兄弟般的朋友。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悲欢离合,只有维吾尔人能够体会到的苦难。

2014年一月,我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大学。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古老而又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因而住宿是个大问题,大学普遍没有自己的学生宿舍,学生们都是在外自己寻找或私立或公立的学生宿舍。

我经一位朋友介绍,在Fatih区有一公立宿舍,价格实惠且在市中心,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建筑改造,但服务很好,并且有很多维吾尔学生住在那里,我觉的不错,相互间还能帮忙照顾,就搬进了那里,从此开始了一段难忘的海外宿舍生活。

那个宿舍总共有二百多人,其中维吾尔学生大约四五十,我很快就与每个人相识,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大三大四了,我因为刚来所以更多的和跟我同级的预科维吾尔学生在一起。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Fatih区的一公立宿舍 @网络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Fatih区的一公立宿舍 @网络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土耳其的大学预科生需要先学一年土耳其语预科,并通过语言考试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因我们维吾尔人属突厥民族,对我们来讲土耳其语和维吾尔语并没有太大差别,大部分维吾尔人只需三个月就可以正常交流,所以相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在预科这一年基本上拥有大把的时间去挥霍。

因而,我们预科的维吾尔学生就经常一起出去逛街,大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土耳其的一切都很吸引人。我们去各个历史景点逛,一起去海边的咖啡厅闲聊,或者去网吧打打游戏。

每个人的生日都是一场大聚会,最有意思的是各种重要的足球比赛。基本上宿舍的所有维吾尔人都会去专门看球赛的咖啡厅,大家一起看球一起欢呼,有时候还会因为支持的队伍输赢而吵起来,然后其他人就笑着劝架。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们在土耳其最快乐的时光,做什么事我们基本上都成群结队的,做什么都不腻烦。

到了2015年,我们通过了语言考试进入了大一。虽然较之前来讲忙碌了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有空闲,跟预科那一年区别并不大。大家还是休闲过日子,还一起结伴去别的城市旅游;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然而,接下来的两年却让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茫然不知所措。

叙利亚战争开始后,作为邻国的土耳其受到了很大影响,加上土耳其政治局势本来面临的挑战,在我们看来和平美好的土耳其社会,也开始暗流涌动,包括在土耳其维吾尔社会也出现了动荡不安。

其实,这跟中国一直对在土耳其维吾尔人监控有关,公开谈论维吾尔民族话题,有可能会被潜藏中共线人举报,所以很多维吾尔人在一起时特别小心,不愿意谈论政治,很多维吾尔年轻人本来对政治不关心,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我们。

2015年10月10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10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学生,也为土耳其大都市发生这么大的恐怖袭击让我们震惊。

进入2016年一月份,伊斯坦布尔非常有名的景点蓝色清真寺旁的广场又发生了爆炸袭击。接下来几个月基本上都有一次炸弹袭击,我们维吾尔学生开始对土耳其的未来产生怀疑,对于要不要继续学业很多人开始犹豫了。

到6月底学校放假,因担心土耳其局势,往年想留下来打工赚钱的人也都回了家,只有少部分人留下来。

7月,土耳其又发生未遂政变。虽然政变只持续一天就化解了。但我们留下的人当中很多人都被政变那天的情形所震惊,更别提还在家乡的父母。

这个时候,中国新闻媒体早已把土耳其渲染的战火纷飞,使得在家乡父母在担忧中,恳求在土耳其的孩子回去;这样,又有一部分维吾尔学生中止学业回家了。那些早就回去的维吾尔学生,身边的家人也都劝阻不要再去土耳其读书了;结果,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回了家,大家以为逃离了危险,但谁也没想到,9月份开始,家乡会成为人间地狱。

2016年8月,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接替张春贤成为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对于很多不怎么关心政治的维吾尔人而言,根本不明白陈全国的到来意味什么。也没有几个人知道,陈全国在图伯特对图伯特人的残酷镇压,使得那里民不聊生,整个图伯特成了恐怖炼狱。

当然,陈全国是准备把他在图伯特的残暴统治经验,带到维吾尔自治区发扬光大,那也是他的主子习近平对他的希望;陈全国的到来,意味着维吾尔人的噩梦开始,几年内,古老维吾尔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种族灭绝民族灾难中。

9月,我们这些没有回去的维吾尔学生慢慢感觉到了不对劲。对我来说,第一个几乎让我精神崩溃的消息,是有关我最好的朋友Abudrekip的。

Abudrekip是伊斯坦布尔商业大学的学生,我们当中最优秀一位,学习也非常刻苦。Abudrekip的妹妹给他在土耳其的女友发消息,告知Abudrekip被捕了,不知道罪名,人已经判了七年。  我想不通为什么要逮捕他,他妹妹求我们帮忙去找伊斯坦布尔商业大学给阿克苏拜城县政府和公安局发信,证明Abudrekip在土耳其期间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只是一个学生;然而,这些信件也都石沉大海。

当时,我搞不清为什么要抓他,后来的几个月,不止他一个人被抓捕,我逐渐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看到了民族灾难的临近。

我把Abudrekip被捕的消息告诉宿舍其他没有回去的人,他们很惊讶,然后告诉我说,他们的朋友也没有消息。我们互相交换最近从家乡传过来的消息,发现生活在东突厥斯坦南部的很多原先舍友都失踪没有消息,只有北部少数回去的朋友还在微信上更新各种动态。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同学失踪,但都开始有点担心;担心家乡是不是在发生非常可怕的什么事。然而,只有猜测,没有大量证据;大家只能在担忧中继续学业,观望等待。

没过多久,厄运也开始拜访没回去的维吾尔学生;有人开始接到家乡警察的电话,要他们停止学业直接回家。很多学生父母告诉孩子,他们不能继续往国外汇款了;当然,没有父母敢告诉孩子不能汇款的原因。

这让很多学生不知所措,因为大家基本上都靠家庭支持继续在土耳其的学业,有些学生,虽然手里还有一些钱,但也只能支撑几个月。要继续学业,不可能停学打工。

在家乡警察威胁利诱下,虽然犹豫,还是有些北部城市学生想回家看看。大家挣扎于回去还是留下的意念中;一方面是有很多之前回去舍友失踪的消息,另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没有了压力;再加上,当时的土耳其情况也越来越糟,这使每个人都焦头烂额。

可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抱着美好愿望,出来求学普通维吾尔年轻人所能预料的情况;好在,困境下,我们剩下的学生开始彼此更加团结、相互帮助;突如其来的急剧恶化环境,使我们这些剩下的维吾尔学生,形成一体,一起应对未知的的未来。

接下来几个月,更多的信息从家乡传来,我们知道了在家乡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学习班”,任何出过国的人,以及与国外有联系的人,都要进“学习班”学习,很多在土耳其学生的父母也都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也都是只有进去的人,没有出来的人,因而,大家都茫然。后来慢慢的,我们知道了“学习班”其实就是集中营,是共产党用来洗脑和灭绝维吾尔人的黑暗监狱。

然后是, 更多的人被判刑的消息传来,再往后听说几乎所有维吾尔人的护照,也都被没收了,家乡进入了暗无天日的黑暗,变成了一个信息黑洞。

从2016年9月开始,几乎再没有新的维吾尔人搬进这个宿舍,唯一的例外是我的老朋友Mirzat。

本文作者拉法伊尔和他已失踪在集中营的朋友秘尔扎提在一起。

本文作者拉法伊尔和他已失踪在集中营的朋友秘尔扎提在一起。

Mirzat于2016年饭回家乡和澳大利亚籍的维吾尔女孩儿Mehray结婚,并准备移民澳大利亚;但公安要他提供他在土耳其期间的无犯罪证明;因而在2017年1月,他为了拿到在土耳其的无犯罪证明,不得不重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办证明的那一段时间,在我们宿舍短暂的住了几天。

秘尔扎提(Mirzat)和他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妻子维吾尔女孩迷热阿伊(Mehray)的婚礼纪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秘尔扎提(Mirzat)和他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妻子维吾尔女孩迷热阿伊(Mehray)的婚礼纪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时,我们极力劝他不要回去,但他坚持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没有像别的城市一样被大规模抓捕,因而应该没有事,执意要返回。然而,不幸,他回去没多久,乌鲁木齐也开始大规模抓捕维吾尔人,他被抓进了集中营,再后来,听说被判25年徒刑。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宿舍也因经济原因,决定在2017年2月关闭。我们剩下的十几个维吾尔学生只能三四个人一起在外面租房子。曾经热闹的庭院中央,每个曾经的朋友居住过的房间,除了回忆,只有那扇紧闭的大门。

剩下的我们,带着对消失朋友的惨淡回忆,恋恋不舍的搬出了这个记载着我们无数美好时刻的的宿舍;那些失踪在中国黑暗监牢中,而一去不复返的舍友们,及他们在土耳其留下的美好踪迹,也随着宿舍的关闭而被尘封永远。

我们剩下的,也都被迫切断了和家乡的一切联系。很多父母因担心被送进集中营,也都主动切断了和子女的联系。

一些回去的朋友,全家都进了集中营,杳无音讯;他们,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我们宿舍大院中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的,至少有十几个,我一直想一一介绍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就像讲述Abudrekip和Mirzat的遭遇一样。

但我担心,如果我一一点名写关于他们的回忆文章,会在无意中给他们带来灾难;可能,我的一篇纪念文章,会加重他们的苦难;如Abudrekip和Mirzat,可能会被判重刑。因而,我只能这么笼统的写一下,算是对这些消失朋友做个交代。当然,也是我们这些回不去维吾尔学生,对土耳其维吾尔留学生悲惨遭遇的一个历史记录。

经过这些年的种种挣扎,我们逐渐淡忘了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对比近几年所发生的一切,宿舍那时候的美好,如梦境一般,似乎不那么真实。

我们被迫放弃学业,开始工作,养活自己;原先对自己和家人未来的梦想都已破碎,原始的求生欲望,使我们在家人杳无音讯的恐惧与担忧中,继续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

我们这些侥幸幸存者,在异国他乡,在经历这一维吾尔民族生死存亡灾难后,已成为了胜似血缘兄弟的亲人,彼此照顾;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对方在海外的唯一亲人。

这也是目前在海外维吾尔人社区的一个缩影,每个在海外流离失所的维吾尔人都不得不相互依靠,相互扶持。

为那些消失的舍友,我们必须坚持,坚信邪不压正;总有一天,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就一定能让中国政府为此而付出代价。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在东突厥斯坦,和这些消失的朋友们再相会,回忆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好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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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集中营里的又一个朋友

拉法伊尔 (Rafael Kokbore), 特邀作者

无辜被判25年重刑的秘尔扎提(Mirzat); 由作者提供。

无辜被判25年重刑的秘尔扎提(Mirzat); 由作者提供。

2021年的4月,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的朋友秘尔扎提(Mirzat) 被判了25年重刑,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我几乎失去平衡,似掉进无底深渊,窒息、无足无措。

怎么可能?他怎么会被判25年?尽管已经习惯了每天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噩耗、坏消息;但听到自己好朋友被判重刑,我依然无法按捺我的愤怒和绝望。

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曾经历的惬意日子、有趣经历,一幕一幕如电影重放,令人难于忘怀。

回忆和秘尔扎提(Mirzat)在一起的日子,回忆和其他消失在中国集中营朋友在一起的日子,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更多的是精神折磨。我们曾幻想要一起在澳大利亚冲浪、晒太阳,享受生活;梦想过要回到东突厥斯坦,走遍天山南北,尝遍家乡风味;然而眼前的一切,使我黯然失神;孤独中的我,只好每天祈祷Mirzat及其他朋友能活着走出监狱,希望他们能坚持住。

我也不能坐等天亮,必须为朋友做点什么;我决定写篇文章,回忆和秘尔扎提(Mirzat),和其他消失在中国集中营朋友一起的时光,向世人讲述那些无辜者,一个个充满才华、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维吾尔年轻人,是如何一个一个,成为中国种族灭绝牺牲品。

我和Mirzat是在2015年3月第一次认识的,他来我住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宿舍;他不是来求学的,他曾在家乡酒店当过厨师,来土耳其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遇,想自己开一家餐厅,或在更大国际酒店任厨师、学习。

开始,他在土耳其语言学校学习土耳其语,因维吾尔人学习土耳其语比较容易,所以空闲时间很多;为了打发时间,我们一帮人经常会打电脑游戏,或观光伊斯坦布尔历史景点。

他非常幽默,善解人意;每次我们一起闲聊时,他总是笑话连篇,逗得我们捧腹大笑;他比我们年龄大一点,因而我们不仅很敬重他,而且也特别喜欢他。

记得一次,一位朋友打算回家乡发展,不再继续其在土耳其的学业。我们大部分人决定一起吃个饭,给他送个别;但这位朋友提出想和大家一起去伊斯坦布尔的王子岛玩一天留个念;因我们大家都去过王子岛几次,有点犹豫。

这时,Mirzat站出来了,他说,朋友要回遥远的家乡,谁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相会,这也可能是我们和他的最后一面,大家还是以情谊为重,一起去满足一下朋友的愿望吧!大家听从Mirzat的,决定去王子岛。

本文作者拉法伊尔和他已失踪在集中营的朋友秘尔扎提在一起。

本文作者拉法伊尔和他已失踪在集中营的朋友秘尔扎提在一起。

去之前,我和大家一样,心里还是觉得麻烦,不如就近去吃顿饭;然而,出乎预料,那一次的王子岛之旅因Mirzat的细致安排,大家特别开心;事后,大家都感激Mirzat,当然,最感动的是那位要离别的朋友;这事,让我及朋友们对Mirzat印象特别深刻,也使我和Mirzat更加亲近,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2015年9月,Mirzat的家人要来看他。

他的家人订的航班要飞到离我们很远的伊斯坦布尔亚洲区机场,而且是在凌晨5点到;Mirzat从没去过亚洲区机场,因出租车费昂贵,Mirzat希望有人能带他坐公共交通去机场,我毫不犹豫的自告奋勇,Mirzat特感动。

那一天,我们五点起床洗漱,到宿舍边吃早餐;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行程;先坐第一班公交车,然后转海底地铁,再转机场快速,辗转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亚洲区机场;这一路,使我们有了一次深刻谈话机会,使我对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交谈中,了解他,他的思想;知道了他作为梦想青年的宏伟理想,他对人生的看法;当然,也了解了他的过去,和他在家乡的成长经历;他对未来的乐观看法,说实在的话,让我觉得他比我还年轻。

接到Mirzat家人,我俩一起带着他们去伊斯坦布尔吃饭、安顿。Mirzat的家人,和他一样幽默大方,他们很高兴我和Mirzat是好朋友。

后来,Mirzat找到了一份工作,忙了起来,跟我们这些学生接触、交流就少了一些,但依然会时不时的邀请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秘尔扎提(Mirzat)和他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妻子维吾尔女孩迷热阿伊(Mehray)的婚礼纪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秘尔扎提(Mirzat)和他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妻子维吾尔女孩迷热阿伊(Mehray)的婚礼纪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2016年4月,Mirzat经家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澳大利亚长大的维吾尔女孩迷热阿伊(Mehray),经过几个月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他们发现彼此都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理想,并彼此爱慕;于是,于2016年8月,他们都回到了家乡,举行了婚礼。

我们朋友当中有好几位回家乡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据参加婚礼的朋友讲,婚礼非常热闹,可以看得出来,Mirzat是幸福的,找到了他的人生伴侣;Mirzat和Mehray在家乡度完蜜月,开始办理Mirzat移民澳大利亚的手续。

同年稍后, 2016年的9月,我的另一个好朋友阿布杜热克夫(Abdurekip),6月份暑假回家乡阿克苏拜城探亲, 9月份突然被阿克苏警方抓捕,很快就以莫须有罪名被判刑7年;同一时期,我们又听到了很多曾在土耳其学习过的维吾尔留学生,回家乡探亲,一去不复返的消息;这使我们还在土耳其继续生活的维吾尔人,开始感到担忧和焦虑,想回家也不敢了。

2017年1月,澳大利亚领事馆告知Mirzat夫妇,因Mirzat在土耳其住了一年多,因而需要Mirzat在土耳其期间的无犯罪记录;Mirzat为了尽快办好证明,立马飞到了土耳其,在我们宿舍短暂住了几天。

因为几个月没见,我们彼此都有很多话要说;我扔下其他事陪他办证,同时和他交谈、交流,同时也想了解家乡的情况;那几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Mirzat非常开心,他告诉我办完手续,就要去澳大利亚生活了,说是要在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理想和追求,还要抓紧时间学习英语;看他眉飞色舞、兴致勃勃讲述的样子,我知道他很高兴,也很幸福,我为他感到高兴。

他还给我讲了个有趣的事,他的妻子Mehray,因为是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维吾尔女孩,没有在正规维吾尔语学校接受过维吾尔语教育,所以,她的维吾尔语,和我这个民考汉一样,象是外国人说维吾尔语。他还风趣的说:“每次听Mehray的维吾尔语,我就会想到你!哈哈……。”

Mirzat还开玩笑地对我说,等他过去到澳大利亚后,还要给我介绍一个澳大利亚籍的维吾尔女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做邻居,一起创业,一起去海边冲浪。

秘尔扎提(Mirzat)和他的妻子迷热阿伊(Mehray);照片由作者提供。

秘尔扎提(Mirzat)和他的妻子迷热阿伊(Mehray);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笑着说那就等你好消息。闲聊一会儿之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给他一点警示;告诉了他我们的好朋友Abdurekip,在2016年9月在家乡莫名其妙的被抓并被判刑的事,婉转警告他,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回家乡,把妻子接到土耳其,在土耳其等待去澳大利亚的手续,这样可能更安全。

他很自信的告诉我,他在乌鲁木齐就听说东突厥斯坦南部正在大规模抓捕维吾尔人,尤其是和海外有联系的维吾尔人;但他是乌鲁木齐人,东突厥斯坦北部似乎不会那么严重,应该不会有随意大抓捕。何况,他在土耳其住的时间不长,再说,他已和澳大利国籍的姑娘结了婚,马上要去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抓他呢?

我告诉他,Abdurekip和他一样,也是什么都没做,但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抓了、被判了;中国政府可能要开始新一轮对维吾尔人迫害,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抓捕。

但Mirzat还是非常自信,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一个无辜者不可能会出事;我看我说服不了他,只好作罢,而且也开始被他说服,想一想也确实,他一个从不谈政治的年轻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过了几天,Mirzat返回了东突厥斯坦,准备办完手续就去澳大利亚。

然而,不幸,到四月份,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据朋友说,4月10号晚上,乌鲁木齐警察敲响了Mirzat的家门,他们询问Mirzat是否去过国外,Mirzat回答说他去过土耳其;于是警察就以要带回警局问话为由,带走了Mirzat;审讯了整一晚之后,Mirza被拘押。

审问持续了三天,然后他被带到一个不知名拘留中心,关押了10个月,再往后就被带到了集中营,进入无限期关押。

消息令人不安、焦虑,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天情绪都不好;我特后悔,又一次没能劝住朋友不要回去;有时,我又恨我们维吾尔人太过于天真和善良,总是轻信中国政府的虚假承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国政府纸上的法律;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消灭和同化维吾尔人,很多维吾尔人,直到自己亲人被抓,才发现自己也不安全,但一切都已为时太晚。

新娘Mehray,由新婚蜜月的甜蜜一下子坠入了黑暗深渊,她在Mirzat被抓后,奔走求助不得,痛苦欲绝的返回了澳大利亚。

到达澳大利亚之后,Mehray给我打了电话,她哭着告诉了我发生的一切;我劝她要坚强,同时要尽快曝光这一武断抓捕,并向澳大利亚政府和新闻机构求助;然而,Mirzat的家人坚信什么事都没做的Mirzat是无辜的,应该会被释放,这可能是短暂关押,过一段时间Mirzat会被释放,会和其新婚妻子在澳大利亚团聚。

因而,Mirzat的家人不希望我们这些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好心做成坏事,使Mirzat的案情复杂,要求我们沉默;无奈中,我只好保持沉默,每天只是在心里默默祈祷Mirzat平安,希望出现奇迹他被释放。

这样,我们在沉默中祈祷了两年多,似乎奇迹真的出现了,2019年5月22日,Mirzat获释。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的在宿舍手舞足蹈;消失的希望重新出现,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能在澳大利亚相会,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Mehray听说Mirzat获释后,立即就飞到了乌鲁木齐;当我从社交媒体上看到Mehray和Mirzat在机场相见的视频时,我激动的哭了;海外的维吾尔朋友,和我一样,看到他俩相见视频后,也都很开心;我们在衷心祝福他们团聚的同时,暗暗的希望他们能尽快离开中国,早点去澳大利亚安家。

然而,后来的事情并没按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起到似乎也失去了魔力,Mirzat获释之后,还是不断的被乌鲁木齐警方骚扰,警察几乎每天打几次电话审问Mirzat的活动,也打听Mirzat妻子Mehray的活动;夫妻俩为了尽快离开乌鲁木齐,三番五次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请求他们返还Mirzat的护照,以便夫妻能前往澳大利亚;但乌市警方一味拖延,还有几次非常粗暴的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

几个月后,Mehray的签证到期了;Mehray想在乌鲁木齐外事处延长签证,但外事处回复说是因Mirzat进过集中营,所以不能给予她签证延续;无奈,Mehray又一次泪眼汪汪的告别亲爱的丈夫Mirzat,于2019年底,返回澳大利亚办中国签证;又一次,这对新婚夫妻,被活生生分离,隔海相望、分居两地。

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世界陷入动荡;各国都因疫情封锁国境,尽管Mehray的中国签证重新办好了,但因疫情而无法成行,他们被迫继续分隔两地,通过微信相互联系。

2020年5月19日,惊心动魄的悲剧又开始上演,当天上午,Mehray发现Mirzat的微信几小时都没有动静,稍迟她得知,Mirzat又一次被乌鲁木齐警方带走了,又一次被关进集中营。

陷于绝望的Mehray,同年8月获知Mirzat又奇迹般获释;同时,澳大利亚使馆通知Mehray,她丈夫Mirzat通过了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签证;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已为时太晚,获释是暂时的,澳大利亚永久签证也无法使Mirzat获救;他做为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曾前往土耳其追求梦想的维吾尔青年人,已经陷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恶网而无法脱身。

2020年9月,哈密警方突然出现在Mirzat家门口,并第三次带走了他;他们直接把Mirzat从乌鲁木齐带到哈密市伊州区看守所,并在2021年1月开庭审判Mirzat的案件;哈密警方指控Mirzat在土耳其涉嫌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3个月后,法庭宣布Mirzat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至此,一切的希望、梦想都破灭了!Mirzat,一个维吾尔青年,一个梦想着未来的青年,就此被送上了漫长黑暗的监禁苦难;他的希望,Mehray的希望,我们的希望,也都被彻底打碎。

迷热阿伊(Mehray)为无辜被判25年的爱人秘尔扎提(Mirzat)发声;照片由作者提供。

迷热阿伊(Mehray)为无辜被判25年的爱人秘尔扎提(Mirzat)发声;照片由作者提供。

这整起事件的荒谬与邪恶,中国独有;一个在土耳其正常工作、生活一年多的维吾尔人,怎么就凭空变成了涉嫌组织、领导、参与恐怖组织。大概,对中国政府而言,只要是去过国外的维吾尔人,无论其为留学生、还是做生意的,都是恐怖分子!

无辜的Mirzat和Abdurekip一样,曾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们本来是想要追求美好生活,但因是维吾尔人,因选择去了外国,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消失在种族灭绝的监牢中;两个年轻人被毁了,两个维吾尔家庭被毁了!

当然,Mirzat和Abdurekip不是个案,无数个像Abdurekip和Mirzat一样,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过的维吾尔留学生,凡是在2016年后返回东突厥斯坦家园的,都被抓捕,被秘密审判,消失在密布天山南北、大江南北的无数个集中营、监狱的高墙大院内。

Mirzat和Abdurekip是这场21世纪最大种族灭绝的牺牲品,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抵赖,如何花大力气做虚假宣传,这一个个、活生生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谁也掩盖不了。

世界必须认清中国政府的邪恶,必须做点什么以使所有参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中国刽子手们受到审判;当然,我还是要抱着希望,祈祷我那些消失的朋友能活着做出监狱、集中营,祈祷并希望Mirzat的妻子Mehray能坚强,继续发声,告诉世界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维吾尔人的苦难一定会结束,中华帝国也一定会像纳粹德国一样,灰飞烟灭;现在是黎明的前最黑暗时刻;但太阳一定会出来,阳光明媚的早春也会到来;等到那天到来时,希望我能看到喜欢追梦的朋友Mirzat手拿红色玫瑰,与其亲爱的妻子Mehray团聚;希望能看到喜欢弹琴唱歌的好朋友Abdurekip,手拿吉他,欢歌生活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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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下的‘野蛮’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1997年伊犁2.5血腥镇压之后,全维吾尔自治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的‘反分裂’教育运动,要求每个单位几乎每天都要组织学习中央文件、自治区文件;当然,主要目标还是针对维吾尔人,因而,是维吾尔人就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

为了强化、扩大这种灌输式学习的范围,当年夏季,由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牵头,安排了一个所谓的全区范围的“区情”知识竞赛;说是“区情”知识竞赛,实际上是歌功颂德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咒骂‘分裂主义’等。

石河子,由师市宣传部负责,也组织了两个四人的小队参赛,一个是汉人队,一个是维吾尔人队。大概是因我过去参加过知识竞赛、获过奖的原因吧,师市宣传部借调我去负责训练维吾尔人队伍。

这样,开始了我和农八师、石河子市宣传部官员的打交道,也使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兵团一众大小官僚的蛮横霸道、腐败无知,及兵团官僚对维吾尔人的偏见和歧视。

为了让参赛队员在几个月内背熟知识竞赛的全部内容,我们教练和队员被要求离家,住在师市远在红山嘴、玛纳斯河源头的一个专为官员休养的宾馆,吃喝全有宣传部负责;伙食费按干部待遇,每人每天在25元人民币左右。

宣传部派了一位姓何的科长全面负责,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般,我和何科长每天早上一起制定每天方案、抽查背诵情况;作为教练,在队员背书时,我基本上空闲;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何科长就相互熟了,没事儿了,我们就天南海北聊天;再后来,他发现我的汉语很好,因而,也开始叫我帮他、帮宣传部打杂。

在中国官场,众所周知,借调,对很多人是一个高升、或改变命运的机会。

很多人在借调一段时间之后,一般都能调进所帮忙部门;因而,被借调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唯恐得罪部门人员,更遑论得罪部门一把手了。

然而,我却不停的提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妥协;首先以汉餐厅同时做猪肉饮食,因而无法保证清真饮食,而选择了一家简单、也是当地唯一的一家回民餐厅吃饭;这,破坏了宣传部要求大家在一起吃汉餐的安排。

实际上,我们是在为他们节省开支;吃汉餐的小队,因要求每顿饭要有海鲜等,伙食费不够花,而我们因清真饮食简单,伙食费花不完!后来,我发现,我们节省的饭钱,最后还是进了宣传部官员的个人口袋,这是后话。

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在一次师市主管宣传的民族副师长、也是石河子市副市长,师市宣传部王飞部长,前来看望我们时,我婉拒和副(师)市长一起吃汉餐,坚持先在清真餐厅吃完饭之后,再加入他们、‘聆听’训话;这,着实让他们无法理解;因而,都对我这个不识时务的、‘落后’维吾尔人,有点好奇,或准确点说,觉得我有点不可理喻、或‘野蛮’。

特别是在我加入汉餐厅副(师)市长、王部长的宴席之后,对宣传部王部长,所谓不吃猪肉是落后观念之‘谆谆教导’,我当众以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也不吃猪肉为例的驳斥,使宣传部内将王部长视为全权主宰的一众官员,对我耿耿于怀,包括何科长,都觉得我有眼不识泰山,很不识时务。

尽管他们不太喜欢我,但一时也找不到其他人顶替我;因而,宣传部把我当成另类、不开化、稍显‘野蛮’的维吾尔人,在观察、研究和利用。

快到竞赛时间了,一天,何科长要我和他一起去乌鲁木齐,看能否打听到知识竞赛更多情况,如果可能,最好打听、打听是谁负责主持竞赛并提问,家住哪里?

我们俩一块儿坐火车去乌鲁木齐,路上大约两个多小时。

火车上寂寞了,聊着、聊着,何科长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伊利夏提,问你个敏感问题;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如果发生什么大的政治变动,我是说发生冲突,维汉冲突,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维吾尔人一边?”

显然,在何科长的理解中,政府就是汉人,而我们维吾尔人则是潜在的对立面。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但是,想想自己早已在共产党的黑名单里,知道宣传部也不会将我的借调变成高升的机会;对我而言,多说一句、或少说一句,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我有义务告诉他们我真实的想法。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是维吾尔人,如果发生冲突,我当然要站在弱势的维吾尔人——我的同胞一边!”

何科长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似乎一点都不犹豫,一点都不含糊。”我回答:“为什么要犹豫呢?为什么要含糊?我犹豫了、含糊了,你们会信任吗?肯定不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你们的圭臬吗;你不是以汉人等同于政府,将我们维吾尔人排除在政府之外了吗?我何必要自作多情呢!”

沉默,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在兵团官场上混迹了几年的何科长,肯定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截了当,而且不留一点后路。

这当中,列车员走过来了,是一位维吾尔女列车员,而且是我认识的;她一见到我,就很热情的大哥长、大哥短的,聊了一会儿。

因我家,除我之外都在铁路上工作,而我又经常往来于石河子-哈密、石河子-奎屯探望父母弟妹,再加铁路上维吾尔人本来就很少;因而,铁路上的维吾尔人,基本相互认识。

沉默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何科长似乎缓过来了;他突然问我:“你认识石河子的每一个维吾尔人吗?我听说维吾尔人互相都认识。”我笑了笑说到:“何科长,尽管石河子维吾尔人不是很多,但也近万人口,我怎么可能全认识呢?城里的,我可能大多数都认识,但石河子乡、老街区的维吾尔人,我可能也就认识一少部分吧。”

他狡黠的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你看,火车上的这位维吾尔女列车员你认识,刚才另一位维吾尔人走过,也和你打招呼了;我们碰到的维吾尔人,你都认识!我听说你们都很团结、抱团。”

我说:“何科长,我们维吾尔人、或者说是穆斯林,相互见面,认识不认识,都会致以问候,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礼貌。”

“是吗?那我们看 看,看看到乌鲁木齐,你是否还能碰到你认识的维吾尔人。”何科长皮笑肉不笑的看着我说。

火车很快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我们下车,非常巧的是,出站口一位女服务员,是维吾尔人,而且还是我母亲好朋友的女儿,我们很熟;她一见到我就非常热情的和我致意,然后就是相互问候父母亲人等,何科长在旁边看着;他脸部的表情告诉我,这一幕,似乎再一次验证了他的推论,维吾尔人都互相认识,都很团结。

走下火车站,何科长意味深长的对我说:“怎么样,伊利夏提,我说过你们维吾尔人相互都认识,这不又是一个例子吗?”我解释说:“何科长,我父母弟妹都在铁路上工作,铁路和石河子一样,维吾尔人不多,所以大多相互认识,这并不奇怪;这和抱团无关!”

说着话,我们俩就到了公共汽车站,正在等车时,突然,一位身着警服的维吾尔人向我们走过来,我一下就认出了他,是我大连工学院比我低一届特别要好同学的弟弟,我在找工作时还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和我极其熟悉;他在火车站派出所当警察。他快步走过来,热情的和我握手拥抱、问候。

同学的弟弟,以维吾尔人的热情好客,极力邀请我到他家去,或者,和他去餐厅一块儿吃个饭;我极力礼貌回绝,告诉他我是出差过来的,身边这位是同事。他和何科长点了点头,问了个好,我最后以保证离开乌鲁木齐前,一定去拜访他家告别。

等朋友的弟弟走了,何科长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好像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我说了吗,维吾尔人都互相认识,我说你们都团结、抱团,你还说不是;你看这一路,不到三个小时的路程,总共也就碰到四五个维吾尔人,你都认识;你们见面那股热情劲儿,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呀!”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觉得再和他解释,他也不会明白;他根本不知道,维吾尔人传统习惯,也是伊斯兰信仰义务,要求每一个旅途中人,认识不认识,碰到了就一定要相互致意问候;他更体会不到,在中央垄断企业里,如兵团、铁路、能源、民航等,维吾尔人更是屈指可数,少之又少,即便大家相互不认识,也都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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