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下的‘野蛮’

伊利夏提,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翻译员/研究顾问

1997年伊犁2.5血腥镇压之后,全维吾尔自治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的‘反分裂’教育运动,要求每个单位几乎每天都要组织学习中央文件、自治区文件;当然,主要目标还是针对维吾尔人,因而,是维吾尔人就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

为了强化、扩大这种灌输式学习的范围,当年夏季,由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牵头,安排了一个所谓的全区范围的“区情”知识竞赛;说是“区情”知识竞赛,实际上是歌功颂德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咒骂‘分裂主义’等。

石河子,由师市宣传部负责,也组织了两个四人的小队参赛,一个是汉人队,一个是维吾尔人队。大概是因我过去参加过知识竞赛、获过奖的原因吧,师市宣传部借调我去负责训练维吾尔人队伍。

这样,开始了我和农八师、石河子市宣传部官员的打交道,也使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兵团一众大小官僚的蛮横霸道、腐败无知,及兵团官僚对维吾尔人的偏见和歧视。

为了让参赛队员在几个月内背熟知识竞赛的全部内容,我们教练和队员被要求离家,住在师市远在红山嘴、玛纳斯河源头的一个专为官员休养的宾馆,吃喝全有宣传部负责;伙食费按干部待遇,每人每天在25元人民币左右。

宣传部派了一位姓何的科长全面负责,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般,我和何科长每天早上一起制定每天方案、抽查背诵情况;作为教练,在队员背书时,我基本上空闲;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何科长就相互熟了,没事儿了,我们就天南海北聊天;再后来,他发现我的汉语很好,因而,也开始叫我帮他、帮宣传部打杂。

在中国官场,众所周知,借调,对很多人是一个高升、或改变命运的机会。

很多人在借调一段时间之后,一般都能调进所帮忙部门;因而,被借调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唯恐得罪部门人员,更遑论得罪部门一把手了。

然而,我却不停的提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妥协;首先以汉餐厅同时做猪肉饮食,因而无法保证清真饮食,而选择了一家简单、也是当地唯一的一家回民餐厅吃饭;这,破坏了宣传部要求大家在一起吃汉餐的安排。

实际上,我们是在为他们节省开支;吃汉餐的小队,因要求每顿饭要有海鲜等,伙食费不够花,而我们因清真饮食简单,伙食费花不完!后来,我发现,我们节省的饭钱,最后还是进了宣传部官员的个人口袋,这是后话。

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在一次师市主管宣传的民族副师长、也是石河子市副市长,师市宣传部王飞部长,前来看望我们时,我婉拒和副(师)市长一起吃汉餐,坚持先在清真餐厅吃完饭之后,再加入他们、‘聆听’训话;这,着实让他们无法理解;因而,都对我这个不识时务的、‘落后’维吾尔人,有点好奇,或准确点说,觉得我有点不可理喻、或‘野蛮’。

特别是在我加入汉餐厅副(师)市长、王部长的宴席之后,对宣传部王部长,所谓不吃猪肉是落后观念之‘谆谆教导’,我当众以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也不吃猪肉为例的驳斥,使宣传部内将王部长视为全权主宰的一众官员,对我耿耿于怀,包括何科长,都觉得我有眼不识泰山,很不识时务。

尽管他们不太喜欢我,但一时也找不到其他人顶替我;因而,宣传部把我当成另类、不开化、稍显‘野蛮’的维吾尔人,在观察、研究和利用。

快到竞赛时间了,一天,何科长要我和他一起去乌鲁木齐,看能否打听到知识竞赛更多情况,如果可能,最好打听、打听是谁负责主持竞赛并提问,家住哪里?

我们俩一块儿坐火车去乌鲁木齐,路上大约两个多小时。

火车上寂寞了,聊着、聊着,何科长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伊利夏提,问你个敏感问题;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如果发生什么大的政治变动,我是说发生冲突,维汉冲突,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维吾尔人一边?”

显然,在何科长的理解中,政府就是汉人,而我们维吾尔人则是潜在的对立面。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但是,想想自己早已在共产党的黑名单里,知道宣传部也不会将我的借调变成高升的机会;对我而言,多说一句、或少说一句,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我有义务告诉他们我真实的想法。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是维吾尔人,如果发生冲突,我当然要站在弱势的维吾尔人——我的同胞一边!”

何科长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似乎一点都不犹豫,一点都不含糊。”我回答:“为什么要犹豫呢?为什么要含糊?我犹豫了、含糊了,你们会信任吗?肯定不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你们的圭臬吗;你不是以汉人等同于政府,将我们维吾尔人排除在政府之外了吗?我何必要自作多情呢!”

沉默,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在兵团官场上混迹了几年的何科长,肯定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截了当,而且不留一点后路。

这当中,列车员走过来了,是一位维吾尔女列车员,而且是我认识的;她一见到我,就很热情的大哥长、大哥短的,聊了一会儿。

因我家,除我之外都在铁路上工作,而我又经常往来于石河子-哈密、石河子-奎屯探望父母弟妹,再加铁路上维吾尔人本来就很少;因而,铁路上的维吾尔人,基本相互认识。

沉默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何科长似乎缓过来了;他突然问我:“你认识石河子的每一个维吾尔人吗?我听说维吾尔人互相都认识。”我笑了笑说到:“何科长,尽管石河子维吾尔人不是很多,但也近万人口,我怎么可能全认识呢?城里的,我可能大多数都认识,但石河子乡、老街区的维吾尔人,我可能也就认识一少部分吧。”

他狡黠的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你看,火车上的这位维吾尔女列车员你认识,刚才另一位维吾尔人走过,也和你打招呼了;我们碰到的维吾尔人,你都认识!我听说你们都很团结、抱团。”

我说:“何科长,我们维吾尔人、或者说是穆斯林,相互见面,认识不认识,都会致以问候,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礼貌。”

“是吗?那我们看 看,看看到乌鲁木齐,你是否还能碰到你认识的维吾尔人。”何科长皮笑肉不笑的看着我说。

火车很快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我们下车,非常巧的是,出站口一位女服务员,是维吾尔人,而且还是我母亲好朋友的女儿,我们很熟;她一见到我就非常热情的和我致意,然后就是相互问候父母亲人等,何科长在旁边看着;他脸部的表情告诉我,这一幕,似乎再一次验证了他的推论,维吾尔人都互相认识,都很团结。

走下火车站,何科长意味深长的对我说:“怎么样,伊利夏提,我说过你们维吾尔人相互都认识,这不又是一个例子吗?”我解释说:“何科长,我父母弟妹都在铁路上工作,铁路和石河子一样,维吾尔人不多,所以大多相互认识,这并不奇怪;这和抱团无关!”

说着话,我们俩就到了公共汽车站,正在等车时,突然,一位身着警服的维吾尔人向我们走过来,我一下就认出了他,是我大连工学院比我低一届特别要好同学的弟弟,我在找工作时还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和我极其熟悉;他在火车站派出所当警察。他快步走过来,热情的和我握手拥抱、问候。

同学的弟弟,以维吾尔人的热情好客,极力邀请我到他家去,或者,和他去餐厅一块儿吃个饭;我极力礼貌回绝,告诉他我是出差过来的,身边这位是同事。他和何科长点了点头,问了个好,我最后以保证离开乌鲁木齐前,一定去拜访他家告别。

等朋友的弟弟走了,何科长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好像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我说了吗,维吾尔人都互相认识,我说你们都团结、抱团,你还说不是;你看这一路,不到三个小时的路程,总共也就碰到四五个维吾尔人,你都认识;你们见面那股热情劲儿,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呀!”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觉得再和他解释,他也不会明白;他根本不知道,维吾尔人传统习惯,也是伊斯兰信仰义务,要求每一个旅途中人,认识不认识,碰到了就一定要相互致意问候;他更体会不到,在中央垄断企业里,如兵团、铁路、能源、民航等,维吾尔人更是屈指可数,少之又少,即便大家相互不认识,也都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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